吕振羽

吕振羽，本名典福，学名振羽，1901年2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武冈县溪田村（今属邵阳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曾用振虞、晨光、震宇、正于、曾与、一清、柳岗等笔名和化名。

吕振羽的曾祖父吕纪是佃农，租种几亩农田，受尽盘剥欺压,加入太平天国起义军赖文光部，因战功显赫升为大旗官。太平天国失败后，突围回乡。其祖父吕德良凭着自己的聪明能干，渐渐置买田地、房产，成为自耕农。吕振羽小时，时常随祖父一起劳动，打柴、放牛。吕振羽的父亲读书未能成名，在村里开馆教儿童读书，过着半耕半读生活。少年时代的吕振羽，就随父就读。

吕振羽12岁时，父亲送他到田心村玉公山坊，吕金翅那里读书。一次，老师以“咏榴花”为题，令吕振羽作诗，振羽写了一首五绝：“门内榴花树，花开血样红，何时成硕果，此日莫摇风”。受到老师的赞赏。1915年，在其族兄吕新民影响下，吕振羽进入新式学堂武东中学读预科，开始接触新学。次年，考入武冈县立中学第一班。在这里，吕振羽受国文教师萧石城的影响，敬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改革志士，并以救国为已任。他在一次作文中写道：“如国家危亡，当拜谢祖宗，舍身以赴，告黄帝轩辕于地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武冈，吕振羽等人联络集合3000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发传单，贴标语，呼口号，查抄日货。同年秋，组织全县学生联合会，吕振羽任会长。

1920年，吕振羽中学毕业。这时，他产生实业救国思想，认为工业发达，国家富强，列强就不敢欺侮了。1922年，考入长沙湖南省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系。在工专就读期间，他眼见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军阀连年混战，根本没有振兴工业的条件。洋人、军阀豪绅当权的制度不除掉，工业即使发展了，也只能供他们享用，不能解救人民。于是他工业救国的信仰发生动摇。当时，长沙流行无政府主义，受其影响，他联络本校家在武冈县东部四区的同学，组成“东四区学会”，想在东四区建立一个没有统治者，没有剥削，人人劳动，人人饱暖的“极乐园”，并进而改造武冈县、湖南省、中国和世界。但他们的这一设想刚一提出，就受到反动当局的仇视。1923年除夕，吕振羽得到团防局要来逮捕他的消息，连夜逃回长沙。无政府主义的幻影又告破灭。

在吕振羽开始探索救国之路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党委已在长沙建立，并积极在工人、学生中开展工作。在学生运动中，吕振羽结识了省学联领导人、中共党员夏明翰。夏听了吕振羽在寻求救国道路上的苦闷、彷徨后，建议吕去听李达在湖南大学法商学院讲的“新社会学”，从此吕振羽与李达结下了师生之缘。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新社会学”实际上是讲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这对吕振羽影响很大。1925年5月，吕振羽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2月，工专与其他几所学校一起并为湖南大学，吕振羽又成了湖南大学的学生。其后，北伐军挺进湖南。此间，他经湖南大学共青团组织决定，加入国民党，并被任命为湖大工科国民党区分部常委。1926年夏，吕振羽在湖大毕业。

同年7月12日，北伐军进占长沙，吕振羽立即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先后担任过中尉秘书、上尉干事、宣传科长，后又代理师政治部主任，转战各地。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吕振羽离开北伐军，从江西、福建、广东辗转到上海，寄居同乡和朋友家中。9月，在朋友帮助下，东渡日本，顶替一个同乡的名额入明治大学研究院学经济。1928年3月，因经济困难，吕振羽回国。

1928年7月，吕振羽到北平，任《村治月刊》编辑，并在民国大学、朝阳大学教经济学和社会学。这年，他对南京政府修约运动进行了研究，6月出版了《中国外交问题》一书，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修约是“换汤不换药”，实际上是承认了列强在中国的权益，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国民党政府的软弱。

在北平，对吕振羽一生有重大意义的是能使他博览群书，特别是阅读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包括《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等。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比较，渐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入理，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

1930年1月，吕振羽与中共党员郑侃等创办《新东方》月刊，10月成立东方问题研究会。其宗旨是“站在革命立场，根据社会科学原理及客观事实，以研究东方各种问题，努力实现东方民族的解放，促进世界人类的平等”。1931年下半年，在国民党当局胁迫下，吕振羽脱离东方问题研究会和《新东方》月刊。此间，他撰写了《中国国民经济趋势之推测》、《中国国民经济的三条路线》等论文，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研究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前途无望”，社会主义是必经阶段，但目前条件不够，应该以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九一八”事变后，吕振羽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发表演说，并写出《中日问题批判》一书，于1932年8月出版。该书深刻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帝国主义本质，猛烈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不久被国民党中宣部列为禁书，通令查禁。同时，他写成并出版《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一书，论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和“资本社会之灭亡的必然性”，介绍歌颂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这表明，吕振羽已由青年爱国者转为马克思主义者。

1933年，吕振羽结识了北平的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并积极支持他们的革命活动。在这几位党员被捕后，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营救他们出狱。同年春，经李达引荐，吕振羽受中国大学之聘，讲授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计划经济和社会科学概论。是年秋，被晋升为教授。其后，国民党御用学者陶希圣到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并出版了四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兜售反动的哲学思想。针对这种情况，吕振羽与李达商量后，在中国大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也取名“中国政治思想史”，与陶希圣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些课程中，吕振羽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讲授了中国社会发展史和哲学史，给学生们很大影响，一些同学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人们称他为“红色教授”。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吕振羽积极投入到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1932年3月，《丰台旬刊》第四期发表了他的《中国革命问题研究》一文，该文从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关系入手，论述了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中国农村仍然是封建经济占优势地位，但已开始资本主义化，中国的民族资本受宗主国的支配。1933年前后，他开始较明确地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迄后，吕振羽开始投身到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这一论战涉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问题广泛而复杂。主要是：一、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制社会问题；三、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御用的“新生命派”陶希圣等人和任曙、严灵峰、李季等托派歪曲中国社会性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对此，马克思主义者给予了坚决的反击，吕振羽就是一员冲锋陷阵的战将。他先后写成了《中国社会史纲》的第一分册《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二分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分别在1934年、1935年出版。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综合考察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出土器物，对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中国原始社会经历了母系时代和“男系（父系）”时代，殷商时期进入奴隶制社会，西周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已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其中对中国原始社会的系统研究是开辟性的，而西周封建说则是中国史学界首次提出并加以论述。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华北事变，民族矛盾上升，国民党开始多渠道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和谈判。同年11月，正在中国大学执教并任共产党外围组织、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的吕振羽接到谌小岑从南京的来信，与之探讨国共谈判问题。吕在向中共北平市委的周小舟汇报后，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委托，前往南京，化名吕一清，与国民党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接触，后周小舟到南京，吕振羽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3月，吕振羽、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时，被告之吕已被批准为正式的共产党员，并告北方局派吕为谈判的正式代表。此后，吕振羽与曾养甫谈判国共双方合作抗日的条件和问题。曾养甫让吕振羽在铁道部任挂名专员，月支车马费200元。1936年6、7月间，周小舟第三次到南京，偕吕振羽与曾养甫秘密谈判，后周小舟回北方局汇报工作，吕振羽继续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吕振羽在成立国防政府，停止进攻苏区，给抗日爱国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等问题上，坚持了共产党的原则立场，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不久，谌小岑告诉吕振羽谈判中止，国共谈判由别的渠道进行。

1937年5月，吕振羽在任中国大学教授时撰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在上海出版。在这部书中，他紧紧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将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理出了三条线索（统治阶级、没落阶级或阶层、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两大阵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使这本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开创时期的第一部系统著作。

在南京期间，吕振羽利用谈判余暇继续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将《中国政治思想史》修改定稿，并写了许多文章。他还与翦伯赞经常在一起谈论时局，探讨历史，并利用关系营救被关押的共产党人董维键、红七军团长袁也烈脱险。吕振羽回到北平后日军已占领北平。他经化装才离开北平，得以脱险。

1937年9月，吕振羽按党组织要求，回到长沙。在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并发表了30多篇政论和时评文章。

1938年，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吕振羽发起、组建了塘田战时讲学院，以覃振为院长，吕为副院长兼党代表。9月15日，讲学院开学，前后招过二期学生，共计200多人。讲学院有党的秘密组织，教师多数为省党工委从抗日团体派来的，开设的课程除国文、数学、外语，还有中山学说、中国革命运动史、抗日民族战争讲座、抗战常识等。吕振羽亲自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课程，并组织学生深入民众开展抗日工作，培养了一批抗日人才。学员中有40多位共产党员，100多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员。1938年10月，吕振羽与江明（当时叫王时真）结成革命伴侣。

1938年底至1939年初，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教育部长陈立夫致电湖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薛岳，说塘田战时讲学院“捣乱社会秩序，危害三民主义，应严加查办，制乱未萌”。1939年4月，国民党军队将学院包围，强迫解散。此后，吕振羽等人又在油塘举办了两期建党训练班。学员结业后，在金称市、洞口、新宁、绥宁、城步先后建立了5个中共党支部。

1939年9月，周恩来致电湖南省委，让吕振羽速由桂林转重庆。吕即偕夫人江明和女儿若兰兼程赶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找到李克农。在李的安排下，他们换上军装，辗转来到重庆，见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周恩来同志安排下，吕振羽在中共南方局担任写作和联络工作，公开职务是复旦大学（在重庆北碚）教授。当时重庆理论战线的斗争很激烈，周恩来对吕说：“调你来重庆就是参加战斗”。

这时理论界的论战主要是针对日本学者的法西斯史学理论进行的。日本侵华前后，日本史学家秋泽修二出版了《东方哲学史》和《中国社会构成》二书，为侵华张目。秋泽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社会具有“亚细亚的停滞性”，这种停滞性，中国本身无法克服，只有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日本侵华才“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克服”。为了反击这种侵略学说，吕振羽先后发表了《关于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和《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亚细亚生产新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等文章，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的奴隶社会问题、封建社会长期性原因、文化思想上继承与创新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对秋泽的侵略理论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指出：鸦片战争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若不是为清朝统治者及欧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所绞杀，中国社会已开始准备了转入资本主义的条件。”同时，吕振羽还完成了《简明中国通史》的上半部，对青年进行了正确的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教育。当时在重庆的革命和进步的史学界人士还有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吴泽、胡绳等，共同与反动史学论战。在重庆时，吕振羽夫妇生活很艰苦，有时连柴米油盐也难以为继，江明有时不得不去捡煤渣、煤核。但他们从不向党组织伸手，并多次谢绝组织的资助。

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形势十分紧张，党组织决定将一些目标较显露的共产党人转移。3月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安排下，吕振羽与江明经桂林、香港、上海转赴苏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受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代理军长陈毅的欢迎。

9月，苏北根据地反扫荡过后，吕振羽被派到华中局党校，讲授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中国哲学史、化名柳岗。当时新四军军部重建不久，党迫切需要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素质，学员大部分是部队师、旅、团级干部。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讲授课程，使历史教学为革命战争服务。他学识渊博，理论深湛，作风朴实，平易近人，给同志们和学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和学员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夫子”。

1942年3月，刘少奇应中央和毛泽东电召，赴延安参加筹备召开“七大”工作，吕振羽被任命为刘少奇的政治秘书，江明随行。他们经过7个月的时间，万里夜行军，越过了103道封锁线，并参加了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滨海区、沙区、太岳区的反扫荡作战。吕振羽还协助刘少奇完成了沿途代表中央所进行的检查工作，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并处理了减租减息、统一战线和抗日工作中许多复杂的问题。刘少奇一行于1942年12月底，到达延安。当晚，延安举行欢迎会，吕振羽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写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情况，受到毛泽东赞赏。此后吕振羽改任刘少奇的学习秘书，同时担任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1943年3月，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先是出版了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宣扬封建法西斯主义，歪曲中国历史。声称“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诬蔑中国共产党是“新式军阀”，搞“割据”，要在两年内消灭中国共产党。继而掀起了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取消中共、取消边区的舆论浪潮。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刘少奇受命组织理论工作者批叛《中国之命运》，吕振羽亦为其中之一。1943年8月，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经集体讨论修改后发表于《解放日报》。文章论述了国共两党的历史，特别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抗日以来的历史。指出：“中国之命运的光明面，是寄托在共产党身上的，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人，就与它共同负起了争取中国光明前途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反击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的反共逆流被遏制。在此期间，吕振羽继续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发表了原始社会到两晋南北朝期间各个时代的专门论述的文章。另外，延安出版社还再版了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抽调大批干部进入东北，建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吕振羽的要求下，刘少奇派他们夫妇向东北进发。10月，他们到达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所在地承德。分局的领导程子华、罗瑞卿等同志留吕振羽在该地工作，分局任命吕振羽为热西地委副书记，后又任命他为冀热辽救济分会副主任，组织灾民救济工作。1946年12月，由于冀热辽形势紧张，分局一部分干部向东北转移。吕振羽、江明又经林东、通辽、白城、齐齐哈尔等地，于1947年1月下旬到达哈尔滨。在这期间，他利用工作空隙，通过调查访问，搜集资料，写出了《中国民族简史》的初稿。到哈尔滨后继续赶写，2月脱稿。1948年在哈尔滨出版。该书考证了中国各民族是不断融合的，各少数民族要获得解放，就要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这是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民族史的第一部著作。

3月2日，吕振羽夫妇接到刘少奇电报，要他们去湖南敌后工作。二人又整装出发，因战事正紧，直接南下的路不通，他们绕道牡丹江、图们，经朝鲜抵达大连。在等候安排南下期间，吕振羽续写《简明中国通史》。1948年2月，在大连完成了下册的撰写工作，于5月出版。

1948年春末夏初，吕振羽奉东北局电召，去哈尔滨开会。会后被任命为安东省委常委，主管城市工作。1948年12月，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吕振羽为东北大学（今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未到任。

1949年7月，安东省、辽南省合并成立的辽东省委，遵照中央指示，派吕振羽等3位同志负责，率5000人的辽东干部大队南下，支援新解放区，途中因江明患病，滞留南昌。8月，奉中南局之命去武汉，曾为武汉大学教师作报告。9月接中央电报，他又回到东北。1949年10月，吕振羽被任命为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同时任旅大区党委委员兼区党委大学部党委书记。

大连大学是1948年10月，以关东工专、关东电器工程专门学校、关东医学院、关东俄语专修学校为基础组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49年3月正式开学。吕振羽到任后，首先抓了正规化管理，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在教学上，提倡“教学统一的民主教学方法”和“课堂外自学为主与小组研究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并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使教师不断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加强科研，提高学术水平。他还派人到上海、香港等地聘请了几十位专家、学者，到大连大学任教。

1950年11月，吕振羽调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为东北地区的文教事业辛勤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把多年的稿费全部捐献给国家。

1951年8月，他被任命为东北人民大学（即现吉林大学1950年6月迁到长春）校长兼党委书记，江明任长春市委党校副校长兼党组织负责人。

吕振羽接任校长时，东北人民大学还是培养财经政法等专门人才的大学，只有7个系。他到任后，逐步把它建成了东北地区的第一所综合大学，除把原有7个系合并调整为法律系、经济系两系外，又新建了数学系、化学系、中文系、历史系、俄文系。他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大、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请来了一批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如唐敖庆、余瑞璜、吴式枢、蔡镏生、王湘浩等，他们后来成为东北人大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

在教学上，吕振羽提出了“理论与实际一致”，培养“知、德、健、美齐备的人材”的方针。在管理上，采取分工合作的集体主义和责任制、逐级责任制和相互保证的联系责任制，使学校工作迅速实现了计划化、科学化。他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师的科研工作取得了不少的优秀成果。到1954年，学校由1952年调整时的两个系发展到8个系，本科生由930人发展到2386人，教职工799人（其中教师327人），理化实验室12个，图书33万册，成为国内影响较大的文理兼备的综合性大学。

1954年5月，吕振羽积劳成疾，到北京疗养。1955年7月，正式离开校长职位。在此期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兼民族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等职。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中，他持续不断的进行科学研究，将以前的著述分别进行了增订和修订，在一些问题上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并撰写史学论文和做史学讲演。1954年7月，出版了《史学研究论文集》。

1955年9月，受中国科学院委托，吕振羽率我国东方学代表团，出席在莱比锡召开的东方学会议。在此期间，与各国著名史学家交流了学术和友谊，并代表中国代表团作了《六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的讲演，介绍了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会后，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大城市和邦尔大学等院校，并参加了希腊学会议。会后，他在民主德国诊病，确诊为脑下垂体肿瘤，并到苏联治疗。1956年5月回国。同年夏，在北京自购一所四合院居住。

1957年4月，吕振羽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东北视察团来到吉林，视察了工厂、农村，并访问东北人民大学，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8月初，参加中央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理高度赞扬了吕振羽的民族史研究。在周恩来鼓励下，他又相继写出一系列民族史、哲学史和史学理论文章。后分别收入《中国民族简史》、《史论集》、《史学研究论文集》，为繁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新贡献。

1959年，吕振羽被聘为中央党校历史学兼任教授，并任历史教研室顾问，为中央党校学员讲授历史。1961年，吕振羽先后到内蒙访问，到河南殷都考察，并出席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作了《学习历史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讲演。

1962年，吕振羽在中央党校讲授历史，并撰写了大量文章和诗作。11月，赴山东参加孔子学术讨论会，作了题为《孔子学术讨论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对孔子思想要“批判地吸收其积极因素”的观点。同月中旬，到长沙出席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李达、吕振羽、吴泽三代师生聚在一起，并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会后，吕振羽访问了韶山等地，并回邵阳县家乡和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访问。

1963年1月初，他接北京急电，让他速回北京。1月5日，吕振羽与夫人江明由长沙返京。车过保定，吕振羽被秘密拘禁，“隔离反省”。其原因是康生、陈伯达说他有重大历史问题，并由于他在国外学术界的影响和出过国，怀疑他里通外国。在3年多的隔离拘禁期间，他凭着记忆和每日两份报纸，在废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了20多万字的《读报随笔》（后定名为《史学评论》），主要是评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史学论文。发表自己的见解，内容有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经济史和民族史方面的，有关于农民战争和近代人物评价的，还有史学史、史学理论方面的。此外，还回忆整理了他昔日的诗词，集成十卷《学吟集初草》。1964年元旦，他写的《述怀诗》表达了他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在狱中他要自己“倔强犹欲看锥花”，所要做的事是“近年史事须雕续，往日吟哦待选拔”。

1966年，一场严重的动乱开始，吕振羽又被卷入刘少奇专案的旋涡。1967年1月，他被正式逮捕，关进了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罪状是他参加的“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勾结蒋介石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的投敌叛卖阴谋。吕振羽是奉刘少奇之命去执行勾结任务的。”在监狱里，他受到连续不断的审讯、逼供，让他“交待”刘少奇的“罪行”。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自己历史的真实，也要坚持他人的历史真实”。他经常高呼“打倒法西斯！”“打倒陈伯达！”1969年，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后，他默成诗三首，其中有“二十世纪风波寒，三顶帽子绝代冤”之句。评法批儒运动中，有人让吕振羽写批判孔子的文章，他断然拒绝，并声称自己历来对孔子是两点论。

1974年，江明获准探监，回来后向中央报告，请求让吕振羽出狱就医。1975年1月，在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批示下，吕振羽被释放。不久，因脑血栓住院。1976年病情加重，导致半身不遂。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刘少奇的沉冤昭雪。此前的11月，吕振羽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当他还不能坐起时，就让江明帮他写出了《少奇同志和南京谈判》、《南京谈判始末》，并与江明修订了《跟随刘少奇同志返回延安》等文章，深情地缅怀少奇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1979年10月1日，在胡耀邦同志过问下，吕振羽参加了国庆宴会。1980年1月，中央为吕振羽彻底平反。

时逢盛世，重获新生，吕振羽虽然半身瘫痪，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和进行研究工作。1980年4月，他参加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他计划要完成中国近、现代史，补续中国哲学史，修订《简明中国通史》，改写《中国民族简史》等。

1980年7月16日，他亲自审订《简明中国通史》，并写“重印序言”。17日凌晨，因心脏病猝发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79岁。

1980年8月9日，吕振羽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震、乌兰夫等送了花圈，胡耀邦、薄一波等参加了追悼会。

吕振羽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是“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一生著书10余部，约400万字。为“五四”运动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吕振羽逝世后，中央党校的同志根据其1961年在党校理论班第一批讲课的速记稿整理出《中国历史讲稿》，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吕振羽的最后一部专著。

吕振羽一生俭朴，却十分关心党的教育事业。1986年8月，秉承他的遗愿，他的夫人江明将其生前购买的2.5万余册藏书和在北京的19间住宅全部捐赠给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在当年吕振羽任校长的办公室专辟为“吕振羽藏书纪念室”，并设立了“吕振羽奖学金”。

（刘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