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干亭

兰干亭，原名兰荣棠，曾用笔名洛兰、劳兰、文山、尚水、张沛、一知。1918年4月22日（农历3月12日）生于山东省招远县罗山乡欧家夼村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1936年9月参加革命。193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早在山东济南上中学时，兰干亭就在党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革命救国思想，之后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读书期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9年2月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宣传部干事、编辑科副科长，晋绥军区政治部科长，担任过《战斗报》《战斗月刊》《战斗通讯》等报刊编辑和主编工作，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歌颂八路军英勇善战和人民对敌斗争事迹。

解放战争时期，兰干亭随部队挺进东北，参与起草我军《告东北人民书》，编写过训练东北新兵的政治课本，参与创办了《民主日报》；转到地方工作后，曾任辽吉省委党校教育主任，辽吉省委《胜利报》《辽北新报》《辽西日报》总编辑、社长等职，积极宣传我们党的主张、纲领和政策，动员人民群众进行解放战争。在新闻战线上，兰干亭团结青年知识分子，为党培养了一批有良好思想作风的新闻工作骨干，业绩斐然，有口皆碑。

全国解放后，兰干亭历任辽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吉林省委常委、秘书长，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吉林省委副书记、安徽省委副书记，兼任宣传部长、安徽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文革”期间曾任吉林省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文革”办公室主任，省革委会副主任。1956年曾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出席“八大”会议。

（一）

兰家祖居山东省招远县罗家乡欧家夼村。家有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第四，有三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在1937年他离家时家庭8口人，有土地13亩半。

父亲兰升鳌，字品一，自幼好学，笃志功名。人品、学问出类拔萃，曾考得清末“拔贡”（“拔贡”是清朝科举正途中的五贡之一）。辛亥革命后，考入民国高等学堂专攻数理化学并毕业。北洋军阀时在山东济南私立正谊中学当过教员。招远县劝学所当过所长，后创立县立中学，前后历次任校长。1928年被免去校长后在山东第九中学（掖县正谊中学）教书，1934年回家赋闲。在日伪时期家道落魄，1944年正是日军横行霸道之时，日伪看准他的威望和名气，强逼他出任伪村长。老人一身正气，决不为虎作伥，而日伪头目却三天两头就来威胁恐吓，逼其就范，老人怒不可恶，悬梁自尽，以身殉国。

幼年时的兰干亭诚实纯朴，聪明好学，父亲犹对他寄以厚望。6岁时入本村学堂启蒙，两年后随父进城读书。1930年12岁时入省立第九中学（省立掖县中学）读初中，1932年秋因韩复渠和刘弥年作战学校解散，辍学半年，到1933年暑期初中毕业。在初中读书这几年里中国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兰干亭积极参加支援东北义勇军和凇沪抗战的游行请愿，对当时国民党的学校训育制度、军事训练、会考等措施深感不满。

在读书期间济南第一师范读书的堂兄兰荣干，经常购买一些进步书籍，如安徒生、谢冰心、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等名家的著作寄来，他如饥似渴地饱览。这些充满民主思想的精神一经注入他的头脑，渐渐地拓宽了他的视野和胸襟。兰干亭尤其偏爱鲁迅的文风，甚至幻想有朝一日成为像鲁迅那样的大文豪，以笔作枪，抨击时弊，以文为炬，驱逐黑暗迎接光明。

1933年夏他考入山东济南高中，都市生活在他眼前又敞开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窗口。在济南高中读书的时候，父亲失业，读书学费发生困难；在学校里他是来自农村的穷孩子，看见了许多人间的不平，有洋车夫，有妓女，有阔老阔少，达官贵人；又从《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等电影上，看到工人失业的悲惨生活；特别是济南日本人多，随着华北局势的演变，日本人更加横行霸道，他们办的报纸，公开鼓吹“冀东特殊化”、“华北自治”。韩复渠给军训学生讲话，日本领事在一旁监视。由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外交一味妥协退让，使国人失望。这些问题，在到城市不久很快地反映到兰干亭的脑子里，使他产生了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民族意识迅速提高。在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推动下，他毅然参加抗日救亡斗争，而大学毕业后，做一个作家或学者，以报效祖国，仍是他的理想。

由于他热爱文艺，崇拜鲁迅，就千方百计地寻找鲁迅新作阅读，还有《太白》、《文学》、《译文》等进步文艺刊物和左翼文艺作品。1934年下半年以后，进步教员李何林（八十年代在北京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在国文课堂上公开讲授辩证唯物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政治思想，介绍瞿秋白的文艺批评和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讲青年应该关心、改造社会，不要读死书，死读书，并向学生介绍申报的《读书问答》栏和《新生》、《读书生活》等进步的时事政治刊物。这样就把兰干亭引导到追求进步思想的道路之上。当时艾思奇所写的《哲学讲话》（即大众哲学发表的稿子）对树立兰干亭的人生观、社会观起到了很大影响。

不久，兰干亭从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呼声》（Voice of china）上，看到了共产党当时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使他觉得中国有了出路，在潜心于文学的同时，又开始关心政治，特别对学习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促使兰干亭向这一方向转变的还有兰干亭的姐夫李锡中（当时在北平第一中学寄法商学院读书）。从1933年到1934年的通信中，李锡中常常向他讲述学习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并介绍李达、何上肇、狄慈根等人的哲学、社会学著作。学校的历史教员王祝晨、梁竹航等经常向他介绍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划时代意义。于是他开始讨厌对学校的《党义》、《精神讲话》等国民党的刊物，逐渐能够对其进行分析批判。共产党员尹圭璋同志也主动向兰干亭等人接近，引导他们走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5年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这一运动如巨石投海，迅速在全国掀起层层狂澜，距北平较近的济南，当然是首当其冲。共产党员尹圭璋等同学首先组织全校学生罢课响应，兰干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拥护者也积极投身到学潮运动中。当时，兰干亭对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异常愤慨。

1936年7月，兰干亭从济南到北平，住在法商学院宿舍，考入北平法商学院，同时入学的还有高中的同学王绍祖、崔吉斌、吴恩荣等。法商学院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学院学术思想自由，二是学生救亡活动比较活跃。这使兰干亭一方面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较前多了，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提高，这里有马克思主义学者李达，有进步学者许德衍，有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传播者程希孟，有托派的思想传播者刘催元，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同，引起同学们的争论，使兰干亭逐渐提高了鉴别正确与错误理论的能力。不久，从上海来的刘慈凯同学介绍兰干亭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民先”并投入到投发“民先”队刊工作。兰干亭积极发动同学参加“一二•一二”游行示威、爱国学生春季香山旅行、支援绥东抗战等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的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北平的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兰干亭得以接触更多进步人士，北平师大附中的李何林老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在李老师家里，兰干亭看到许多进步书籍，尤其是共产党人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的著述，让他懂得更多更深的革命道理。就在这时，兰干亭在学校的阅报室里看到秘密散发的《八一宣言》，阅读后他对共产党的主张和策略有了更加明确的了解和认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9月，兰干亭在民先队员王正领导下，担任流亡同学的登记、接待工作。当时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爱国热情高涨。同年12月，他被“民先”派往国民党孙连仲部31师战地服务团，出发前在西安师范听了彭德怀同志关于山西抗战形势的报告，很受鼓舞。

31师属西北军，师长池风城派秘书兼军法处长丁行（出身贫寒，思想倾向进步，以后参加我地下党，在解放战争中为我军搞军事情报工作，被叛徒出卖，遭蒋介石杀害，葬在南京雨花台），领导31师战地服务团任团长，师大同学曲茹（现名张之强，在卫生部离休）、李坚平（李洁）任副团长，其余二十余人皆为团员，每月待遇一律30元。兰干亭在31师战地服务团的主要工作是文字宣传，他出新闻板报、画漫画、教抗日歌曲、教日语喊话口号、翻译缴获的敌军日记等。在此期间，他还给重庆“全民通讯社”作特约通讯员，先后发表了“台儿庄血战记”、“再见了台儿庄”、“徐州撤退追记”等文稿。还为新华日报撰稿，特别是那篇《挥泪别徐州》的战地通讯，发在蒋弼（欧阳弼我地下党员）编辑的《战地半月》刊上。

兰干亭随31师经过台儿庄战役、徐州撤退、大别山战役、武汉撤退，一路看到武汉出版的报纸刊物，越来越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共的真面目。对八路军、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向往到延安去。战地服务团解散后，除一部分地下党员，改变形式坚持斗争外，其他团员相继离开。1939年1月9日兰干亭同李坚平、徐宗华（徐文鼎）、王兰（王毓兰）、房环璋（方飞）、宇文俭（宇克）、余友生、岳秋苇（芦白）等八人到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七贤庄）刘潜同志给兰干亭开了东北救亡总会刘澜波同志的介绍信，以八路军战士的名义，乘军用汽车赴延安，同行的有四川大学教授张静波、八路军总部彭华同志。2月5日到达延安，2月6日经抗大总校口试，编入六期三大队六队，7日入校，在“二七”纪念大会上兰干亭第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聆听中央领导的讲话，感到十分幸福。

在抗大期间，兰干亭除认真学政治、学军事、学马列外，还参加了瓦窑堡的开荒生产，由于表现出色，还当上了武装班班长。1939年6月东渡黄河，9月中旬到晋察冀边区陈庄附近，经过冬季“反扫荡”，12月底毕业。在近3个月的行军中，他亲眼看到一支来自五洲四海的缺乏纪律的散漫队伍，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风雨、饥饿、疲劳、封锁线以及遭遇敌人围追堵截等重重磨难，克服怕苦心态，很快锻炼成一个纪律严明的战斗集体的全过程，使他理解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真谛，认识到这座大学是百炼成钢的熔炉，这支军队是一支无坚不摧的人民军队。同时他深深地体会到：使自己能够克服任何艰难险阻的力量之源正是共产党员那种不怕牺牲的表率作用。于是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油然而生，11月正式提出入党申请。12月中旬在抗大总校三大队四队，经李可质、周缺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半年。

抗大毕业后，兰干亭被分配到120师（晋西北军区、晋绥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工作，先后任干事、副科长、科长，从事师部（军区）《战斗报》、《战斗月报》、《战斗通讯》等报刊的编辑和主编工作，一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了抗日宣传的需要，他自学了日语。1940年1月，他随120师教导队到晋西北进行反顽固派斗争。春节后在临县窑头村正式分到师政治部宣传部编辑科当干事，随即参加了夏季的反“扫荡”斗争。在“反扫荡”中，部队白天帮助群众坚壁清野；晚上行军，有时还要和敌人作战。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兰干亭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不怕流血牺牲，因工作成绩突出，多次被评为模范干部。8月，在兴县张家楼塔村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2年至1944年间，兰干亭在晋绥分局党校参加整风运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并接受了党组织对兰干亭的个人历史审查。通过学习，他的思想觉悟，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但在1943年8月随即开展的“抢救运动”坦白阶段，由于个别人采取了严刑逼供的卑劣方式，使他蒙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坚信党和毛主席是不会冤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没有乱说乱写。1944年7月，组织上对他进行了甄别，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平化同志找他谈话，向他说明：“你还是一个革命同志”，鼓励他好好工作，千万不要因为运动中的不公正对待遇背上思想包袱。

（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兰干亭随林枫、吕正操、张平化带领的部队挺进东北，10月下旬到达沈阳，在东北人民自治军政治部工作，为我军起草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告东北人民书》和《布告》，编写了训练东北新兵的政治课本。这年底，在郑家屯建立西满分局时，他由沈阳转到西满军区政治宣传部工作，负责筹办《民主日报》，而后《民主日报》和辽吉省委的《胜利报》合并，兰干亭担任《胜利报》编辑部主任。

1946年春，兰干亭由部队转为地方工作，成为地方干部。同年夏，他被派往白城子洮北地区参加土改，担任工作组组长；9月调辽吉省委党校任党校培训部主任，负责培训在土改中涌现的第一批贫雇农党员积极分子。1946年底调回报社，随后三年，兰干亭先后任辽吉省委《胜利报》、《辽北新报》和辽西省委《人民报》、《辽西日报》的副总编辑、总编辑、副社长和社长等职。直到东北全境解放、新中国成立。

在这期间，兰干亭创办了《老百姓报》，曾模仿“千字文”形式办“老百姓话专栏”，登载真实消息，为老百姓说话，很有影响。四平市经反复争夺解放后，为了及时给全省人民指出前进方向，发表了“省主席对本报记者发表谈话”，把党的指示号召直接同广大群众见面。在几年时间里，为通过报纸宣传革命战争、土改、支前和党的纲领、政策，任务，兰干亭写了大量的文章，同时也积累了办地方报纸的经验，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东北青年知识分子，成为党的新闻工作的干部，其中有一部分人，担任省市报纸和宣传部门的领导干部。兰干亭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严肃认真，尤其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更是如此。1948年解放区贯彻中央土地工作会议，实行土地改革，在革命队伍内部同时进行整风、审干。在辽北有的地区和部门出现“左”倾向，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被清洗一批，并出现武斗现象。不久，中央进行纠偏，发布了“五四”指示，重申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把清洗的知识分子又重新招回，并在辽北学院办班后重新分配工作。《胜利报》执行政策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坚决，未出现伤害知识分子偏向。整风结束后，党员一致选举兰干亭为党支部书记。由于兰干亭办报成绩卓著，1948年在《胜利报》被评为省模范干部。

解放战争期间，兰干亭从事党的新闻工作，曾在《胜利报》、《辽北日报》、《辽西日报》任总编辑，副社长、社长。省委召开重要会议，兰干亭作为领导干部一方面要参加学习，另一方面也要当记者承担采访、报道任务，不当甩手新闻官，为所在新闻单位留下了良好的传统。四平胜利解放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私人工商业者，对共产党的商业政策不了解，害怕“共产”，顾虑重重，不敢开工生产和经营。针对这种情况，兰干亭以报社记者身份访问了省主席闫宝航，写出“省主席就工商业政策答记者问”，发表在《辽北新报》上，对消除私人工商业者的恐慌心理，稳定社会秩序，繁荣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悼念殉难烈士，急需撰写古体文言的祭文，并在报上发表。当时机关干部都不熟悉这种体裁。省委点名让报社起草，兰干亭接受任务，怀着对革命烈士的深切敬仰和哀思，抒情作赋，在报纸上发表，受到省委领导的称赞。战争年代，形势需要，报社每晚都要给省委送审报样。当时物质条件差，样纸都是绿豆色。省委领导用红色毛笔审样，兰干亭对红绿色辩认能力差，到了晚上更难分辨，每晚等领导审阅的样子回来，都要亲自把领导改过的字句抄写到复印的新的样纸上，为了尽早付印他不得不动员家属帮忙。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前线的节节胜利，战报频传，夜间胜利的电稿很多，兰干亭总是一份一份地仔细看过、处理之后才肯休息。有时处理电稿忙了一夜，白天省委召开重要会议还要参加，经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前方打了大胜仗，消息传来，他便亲自到印刷厂去，同编辑、校对、工人共同定稿，有时饭都来不及吃，便啃着干粮喝点水充饥，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占去了。

1948年10月31日我军解放了济南，活捉王耀武。兰干亭是山东省人，青年时代，曾在济南高中读书，因此，当他看到解放济南的战报后，心情格外激动。电稿交报社付印后，天也破晓了，他兴奋得不想去睡觉，便在报社院内奔走相告，逢人便宣传我军打了大胜仗，济南解放了，歼敌十万！

（三）

1950年6月，兰干亭调辽西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1953年1月任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委员）。1954年，东北行政区调整，辽西、辽东合并辽宁省，他调吉林省委工作，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委员、省委常委）。

1956年春，吉林省第一次党代会当选吉林省八大代表，并出席了党的“八大”和“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8月，兰干亭出任吉林省委秘书长，

调到吉林省委工作后，兰干亭担子越来越重，开始任宣传部部长后任省委秘书长、书记处书记，一直负责省委的文字工作，重要文件亲自起草。他按鲁迅的名言，给他的工作起了个名字叫“遵命文学”。他认真阅读中央的各种重要文件，经手精心、一字不苟，力求起草的文件同中央口径一致，有根有据。为此，他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中央什么时候怎么讲的，他都要牢记在心，并有记载，而且亲自装订成册。对于经手的文件，不仅在提法上，就是文字上都要反复推敲修改。在他调出吉林省时整理交出大量的笔记和材料，当办公厅和档案馆的同志接收时，都深为其态度明朗、文字严谨、字迹工整而感慨。

兰干亭总是在夜间挥笔疾书，通宵达旦，尽管文字工作伤脑费神，非常辛苦，但他为党工作无怨无悔。当时机关党委规定每周五晚上是党团活动日。每逢召开党小组会、支部会他都准时参加，过完组织生活后，回家写稿，一写就是一个整夜，有时让家属为他下一碗挂面充当夜餐。每逢省委召开重要会议，领导同志的报告，省委讨论定稿后，他就组织连夜修改印刷。有时省委领导同志上午做报告，他就到会上当场听，边听边记边修改，很少委托他人代劳，直至修改定稿印刷下发后，他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中。

兰干亭不仅工作成绩突出，而且严于律已。在五十年代末，三年困难时期，他在吉林省任秘书长。有一天下班回家，看到地上放着一堆食品，其中有酒（用陶瓷花瓶包装的，很好看，家里的保姆想用花瓶做装饰品）。他问哪里来的，家里人说是机关工作人员送来的，他当即对家属说：决不能接受送来的礼品，这是特殊化，会脱离群众的。第二天上班时，他便把那些东西包括用花瓶装的酒，用兜子装上带到机关交公了。保姆知道后深为感动，至今不忘。

一位离休的办公厅行政处处长说过，我在机关当行政处处长这么多年，兰书记从来没有为他的私事找过我。党的四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原吉林省文联“长春”杂志的编辑文戎同志来约兰干亭为“长春”写纪念党的四十周年的长诗。兰干亭虽然工作繁忙，文件的起草的任务接连不断，但是怀着对党的一片深情，欣然应允。他利用晚上和周日的休息时间构思、创作、修改，一连几天都忙到深夜。长诗发表了，“长春”杂志社给了百元稿费，他分文不留，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兰干亭爱好文学，读书较多，对鲁迅的作品反复阅读，记忆清楚，对经典篇章中的名言警句了如指掌。他擅长写作，文字能力较强，他不仅可以写报告、社论，也能写杂文、诗歌、通讯等文艺、新闻各种体裁的文章。只是工作任务繁重，没有时间写文艺作品。报社有人了解他的文笔，约他写杂文、诗等，每次发表后寄来的稿费他都作为党费交给了支部。兰干亭对自己身旁的人说：我是为了抗日救国来参加革命的，而不是到党里来做官的，党给我的已经不少了，工资的收入我觉得不低了，稿费是工资外的收入，一个共产党员看重的是自己的工作，钱多了不是好事，将来对子女也没有好处，所以他总是把稿费作为党费交给党。

1960年省委召开贫协代表会议，他负责起草大会报告。会议结束前的晚上，因赶写会议总结报告，吸烟过多，房间烟气弥漫。为了不影响写作，他开窗放烟，不慎受风，得了面部神经麻痹，闭不上眼睛，吃不了饭，只得住进医院，因治疗及时未留下后遗症。吉林省委机关的同志都称兰干亭为“壮丁”，形容他工作积极能干，从不知疲倦，其实他身体并不壮，而是他的革命热情却极其高涨，他把党的工作当成了第一需要。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已患有肺气肿、动脉硬化、颈椎骨质增生、胃肠病、肝病等许多疾病。由于长期从事文字工作，身体消瘦，中等的个头，在退居二线前体重只有一百零二斤。

在1950—1965年这十五年间，兰干亭从事党的宣传，理论和文教工作，负责起草省委文件、报告、决定、领导人讲话等，其中许多重要的文章都在报纸上发表，同时还经常为报纸书写论文、评论、以及杂文古体诗稿。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期间，曾用白城地区洮安县鲍家大地主发家（剥削）史的实物、放高利贷的借据以及地主与日军、汉奸勾结的罪证，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65年，兰干亭同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到长春市石棉厂蹲点调查研究，他同大家一样实行 “三同”，在工厂食堂同工人一起就餐，在工人宿舍就寝，上下班同工人一起挤公共汽车。

1965年9月，兰干亭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他认为职务变了，只是为人民服务的担子加重了，但生活待遇自己坚持不变，对自己及家人约法三章：一不要秘书，二不要专车，三不要换大房子。如果行政部门安排，要婉言谢绝。兰干亭逝世后，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封1964年6月4日写给原吉林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吴德同志的信，信中写到：“头几天向您和赵书记（指赵林同志），向组织提出个要求，确是一片赤诚，至恳至切。……希望组织上能够同意我的意见请求。因为那样，不只是对我自己来说，能够减轻不安的程度，增加一些信心，利于鼓起劲来，追随在其他同志之后，并与许多同志一起，努力锻炼，争取比较现在工作的稍好、稍多一些，这次到东北局去，请务必向组织上说明。”可以看出兰干亭对担任书记处书记，排名在有的老书记之前，他心里不安，曾经当面、口头和书面向领导提出个人意见，在名次上排在老书记之后，以利于工作。这充分反映兰干亭淡泊名利，只求奉献的高尚情操。

兰干亭任省委书记以后，当时办公厅行政处处长曾来看房子，按省委负责干部住房分配的原则应搬到东朝阳路和东中华路去，换一个大一些的房子，不能再住五十平方米的房子了。朴处长看到楼梯过道上摆满了东西，提出立即换一套省级领导应住的房子，但兰干亭坚决不同意，所以他一直在清明街西一胡同的五十米的房子里住了二十六年之久。

（四）

“文革”初期，因所谓的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省委，他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忙碌在第一线，亲属问他，你也不是省委主要领导，为什么老是你出面接待“红卫兵”和“造反派”？他回答说：省委主要领导人和老书记，有的年纪大了，有的体弱多病，有些还有各自的情况，不便于出面，我比较年轻，应多做工作。在危难时刻，也是考验共产党员的时刻。所以兰干亭总是在第一线接待上访“红卫兵”和“造反派”。有时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有时几天也吃不上一顿饱饭，头发胡子长得长长的也不能理。就这样有人还称他是执行“资产阶级反路线”和“地下黑省委”的黑干将。在最困难的时候，兰干亭不仅仍然为省委主要领导起草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稿，而且在代理书记和常务书记阮泊生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揪斗扣押时，他冒着被揪斗被扣押的危险，挺身而出代表省委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是他起草的讲话稿）。在接待“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日子里，兰干亭多次被揪走、遭围困、关起来，甚至被一个群众组织揪到北京扣押四十多天，但他回长后仍坚持工作，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

1967年3月，遵照中央通知，兰干亭到北京西三旗部队驻地学习。1968年3月，吉林省实现“大联合”，经群众组织两大派协商，经中央批示兰干亭作为干部代表参加吉林省革委会为常委。1968年，兰干亭被分到省革委会办公室，他主动申请到德惠县米沙子镇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他已经年过半百，并有肺气肿，整个冬天在农村他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了。

1968年一天下班回家，交给家里的工资数目很少，他对老伴说，从今以后每月给组织交一百元的党费。在机关工作的人工资都很低，有的从工厂、农村调来的工人、农民基层干部工资才每月四五十元，一些年轻的干部、军代表工资也不高。当时兰干亭工资每月二百三十多元，他觉得与大家的差距较大，家里三个孩子已经都已工作，只剩下老两口，还有老伴的一百多元工资，生活就可以了。在机关里，像这样的工资，一般都供养五六口之家。他认为和同志们的差距太大，容易脱离群众，不利于团结共事。他委托办公室负责发工资的同志，每月从他的工资中拿出一百元作为党费，就这样坚持了许多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没改变。

1968年冬，兰干亭申请到农村劳动并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珍宝岛战事发生后，调回机关。

1970年6月至1971年12月，兰干亭经省革委会决定、外交部批准率吉林省革委会代表团与朝鲜两江道、咸镜北道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进行了一年的地方边境谈判，其间三次作为友好代表团访问了朝鲜边境三道（两江道、咸镜北道、慈江道），根据毛主席与崔庸健谈话和周总理1970年4月访朝联合公报精神，认真贯彻党的外交政策和外交部的工作指示，顶住了代表团内外极“左”思潮的压力，不怕有人扣“卖国主义”帽子，较好地完成了与对方平等互利友好协商，解决鸭绿江、图们江双方界河工程问题的任务，对改变中朝边境的不正常状况，恢复两国边境地区人民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兰干亭又分管吉林省外事工作，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成果。

1971年冬，兰干亭患重感冒，肺内感染，因高烧转为脑囊肿。正赶上西哈努克亲王要来长春访问，兰干亭正好负责接待工作。用巨大的毅力忍受病痛，晚上难以入睡，便用毛巾把头部扎紧，以减轻疼痛。直至完成了接待西哈努克亲王的任务，才入院检查诊治。由于没有及时治疗，病情加重，导致病危，不得不开颅抢救，才勉强保住了生命。就在他做脑开颅手术时，又赶上山东老家年逾古稀的胞姐及侄儿们来探望，给他们拿了路费的同时，还要拿些钱物，由于开支过大，月底工资只剩下六、七元钱。保姆说这个月家里来人多，就别交一百元党费了。他笑着说，这个月没有了，下个月还发呢！就这样照交不误。开颅手术取出两个脓包，一个有鸡蛋大，一个有核桃大。执行手术的教授说：脓包长这么大，至少有一个月以上的时间，他怎么忍受的？术后经半年的疗养，他便回机关上全天班了。他却万分感慨地说：“是党挽救了我，也许剩下的时间不多，我要用这残疾的头脑加倍努力工作，以补偿生病的损失，来报答党。”

1973年，省委让兰干亭带队去大寨参观，多年劳累，又做过开颅大手术，而且年过半百，身体非常虚弱。在大寨参观期间得了重感冒发高烧但他坚持爬山，听经验介绍，到住宿处后，经医生一测体温，竟达39度多。医生非常惊讶，说看精神状态，不像发高烧。并埋怨说 ，发这样的高烧，为什么不早治、不早休息，主张让他住在县医院。他却执意不肯，他认为自己是带队的，只服用一点药，支撑着病体，坚持同大家一起完成了参观任务。因为当时缺少抗菌素，在回程的火车上兰干亭仍高烧不退，只好一路用保温杯泡药服用，才坚持到长春。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10月经省委常委讨论和中央批准，兰干亭担任吉林省委副书记。1979年3月，他到中央党校学习。8个月的刻苦学习，使他在政治思想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五）

1979年底，兰干亭调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兼任宣传部长，1984年调任安徽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虽体弱多病，但革命精神不减。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地工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高尚品质。

兰干亭终生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地攻读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有较高的思想和理论水平；他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在文学、历史、书法、篆刻方面有很高的素养。他勤于写作，笔耕不辍一生写了大量文章，尤其注重鲁迅作品的研究，表现出很高的文学造诣。

兰干亭书法古拙厚重，朴茂天真，若篆若隶，浑然一体。1983年被中国书法协会安徽分会聘为名誉会长。1984年安徽省委机关举办书画展览，兰干亭应邀献上一幅书陈毅同志为围棋名谱题的词。这幅字章法布白都有独特的风韵，有的字篆笔明显，有的字隶法细微，还有的字楷法、草情相杂，配上秀丽的行书跋文，更是妙不可言。兰干亭在跋文中写到：“陈毅同志题围棋名谱四十八字，深入浅出，言简意赅，谈的是棋，寓的是理，对其他优秀民族文化艺术传统亦可触类旁通，是为理解双百方针之助，因漫书之。”从兰干亭跋文的字里行间中可看出他的文字功力和文学素养。

兰干亭不仅善书收藏碑帖，而且书学理论造诣强深，他熟知多种碑帖，对有名的名碑名帖见解颇深。尤其对东晋时期的《爨宝子碑》有深入研究。1984年5月“全国部分知名高龄书法家作品展”在安徽省博物馆展出，兰干亭在参观岭南大书法家秦萼先生所书“云得长林山吐月，风随一笔浪平天”的联语对一同参观的宣传部的同志说，秦先生写了一生“爨宝子”，在广东有“秦宝子”之称。接着他如数家珍，把该碑是晋碑，当属楷书范畴，但碑内的字行笔中含内敛之处，有楷书的方正肃穆，也有隶书的朴厚飞扬，有“古佛之容”，又有自然之志，全碑三四百字，好像人的颜面，没有一个相同的。大家风范一一道来，在场的人听了，无不惊愕，感叹兰干亭对书法之道的深切领悟。

1980年，兰干亭在安徽工作期间，对这里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多，人情风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省顾问委员会以后，时间充裕，诗兴大发，写了多首颂黄山、太平湖、名茶的古体诗，发表在报纸上。如应南京雨花台烈士公墓之邀为革命英烈丁行写的诗和注，文字铿锵有力，内容感人肺腑。

雨花台怀念丁行烈士

温文怀志行，军旅阅世情。

信仰尊马列，爱憎鲁迅风。

激流辨泾渭，战地说奸忠。

遽尔又话别，茹愤表始终。

辞职腰愈直，道远识任重。

境险恃沉着，逆来善斗争。

夜阑拱北斗，临履迎黎明。

渠成鱼得水，功奏大智勇。

敌挫革命进，镝鸣国贼惊。

铁骨摄凶顽，正气弛飞虹。

遗书签奋斗，来者继前锋。

泪花倾雨花，中华喜振兴。

1984年，建国35周年国庆观礼后书讫，干亭兰荣棠敬献并识

[注]：抗战初期，丁行同志于山西前方组织战地服务团，一批热血青年随军活跃在前线后方，参加徐州、大别山战役，工作成绩显著，为广大抗日群众所欢迎，而遭受极少数顽固宵小的忌恨。1939年初，丁行同志被特务逼迫辞职。战地服务团亦被迫宣布[结束]，其成员先后分别他往，或到大后方继续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等掀起的反共投降、破坏民族解放战争的逆流；或奔赴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军、参战、参加工作。其时，丁行同志作为战地服务团负责人之一，于驻地邓县裴营，郑重召集一次话别会，为其被逼辞职事悲愤致词。他说：诸位是我丁行请来的，我要对你们负责到底。人家叫我[辞职]，大家也赞成战地服务团[结束]，不然叫人家过不去，我们都不同意。环境如此，我们成立战地服务团的初衷难泯， 有一年多共同战斗的经历可鉴。我同各位一起离开有所不能，当然要从此分手也别情依依。抗战是长期的，我们有共同的理想，一致目标，只要还是坚持进步，始终追求真理，相信虽然暂时分手了，所说天各一方，来日总能殊途同归，后会有期的。他说这番话时，语调深沉，成竹在胸，含蓄之中，大气充盈，饱蕴革命情感，听者为之动容。我当时是那个战地服务团的普通一员，在告别丁行同志专赴延安途中，他说的共同理想、一致目标，殊途同归，后会有期一席话，时时萦绕耳边。近年两次专谒雨花台烈士馆，看到陈列的丁行同志遗像，恰是当年话别时他的坚定英俊形象；联系他以后为革命建立的殊勋，和被捕后在敌人法庭上的和监狱中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共产主义崇高气节，重温他当年的庄严宣告，缅怀烈士，能不泪下！[同归]，[如归]，英魂其归！丁行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兰干亭爱好书法，平素办公都用毛笔，他的小楷颇有功底。由于为人严谨，对己要求严格，出手的书法字幅屈指可数，这可能是他的书法鲜为人知的原因。兰干亭除毛笔字外，也练铁笔字、纂刻、根雕。退居二线后，刻了诸多图章，养病期间给食堂管理员还刻了图章。每年元旦和春节的贺卡都是自己刻的图案的字句印上发给亲朋好友。他还收集了许多石头和树根，做了不少根雕作品，如：奔鹿、海豹托球等。一些散落在海滩湖边的石头经过他的艺术加工，变成了可以陈列的精美艺术品。

（六）

兰干亭的一生埋头苦干、默默奉献，淡泊名利。他忌讳出头露面、上台、照相、登报、签名、题字一类的事。在工作中他顾全大局，甘当助手。他组织纪律性强，对上级尊重，对下级平等对待，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没有官气。

1987年春，兰干亭做干部体检，查出患胃溃疡，医生怕癌变，下胃镜作切片化验。上午取得胃粘膜，下午他又开始工作，结果胃出血昏迷，被送进医院。输血消炎刚刚好转就又出席党代会，接着感冒咽喉发炎再一次住进医院。出院不久，又去北京，由于这两年连续生病未能彻底治疗、休息，以至突发脑溢血无法医治，于1987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

兰干亭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到工作上，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甘居陋室，以贫为荣。他热爱毛主席，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崇拜鲁迅，把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终因劳累过度，为党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吴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