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孟 超

袁孟超，原名袁家镛，化名宋三、张文清、严英。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后因与组织失去联系，于1949年重新入党。建国后，曾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吉林省政协委员、吉林财贸学院教授等职。

袁孟超，1905年8月28日出生在四川资阳，父亲袁珍全是私塾教员，家境贫寒。袁孟超天资聪慧，学业优良，小学没读完，即得一师长帮助，考入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免费就读。毕业后，适逢“五四”运动，逐渐接受新思想，得助学基金，考入东南国立大学。

1923年8月袁孟超离开资阳后，乘船沿沱江而下，途经泸州川南师范，亲耳聆听了正在该校讲学的恽代英和肖楚女的教诲：“大学生要选择利国利民的方向，立志走反帝反封建的道路，改造世界，振兴中华，无负于大学生的称号，无愧于时代的要求。”进入东南大学后，袁孟超选择了地学系。二十年代的东南大学，是南京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活动的中心。恽代英曾在这里指导党团活动与建设，杨杏佛在此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众多的东南大学学生，在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投身到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中，并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地学系主任竺可桢教授，是我国地理、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他一身正气，充满爱国激情，经常谆谆教诲学生，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调查清楚中国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使自己成为一名为振兴中华而献身的地质学家。

1924年初，东大等校学生代表在东大梅庵集会，正式成立“南京社会科学研究会”，袁孟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其宗旨是广泛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个研究会成立后即开展多种专题讲演活动，并组织讨论，其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共产主义与中国，中国辛亥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异同等。每次研究会的活动袁孟超都积极参加，而且还十分活跃。同年3月，南京团地委同南京国民党支部合办《南京评论》，共产党员宛希俨任该刊物发行人，袁孟超是撰稿人。在苑希俨的影响下，袁孟超看了许多进步书籍。这使他懂得许多革命道理，进一步明白了中国的命运是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前途命运，开始成为袁孟超最关心的问题。他逐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1924年3月加入了青年团。

1925年5月，袁孟超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南京学生声援“五卅”运动。在运动中，袁孟超带领东大学生举行罢课、游行示威、散发传单，以此支援上海同胞，声讨帝国主义暴行。经过“五卅”运动的战斗洗礼，使袁孟超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他向组织上提出了入党的要求，遂经乔心泉、曹壮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南京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1927年9月，袁孟超受党指派率领160多名党、团员，组成赴苏代表团。当时我党利用国民党张群与杨虎争夺上海的混乱局面，深夜分批将学员送上小舢板然后转搭苏联货船，于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批学员被编入一年级英语班，袁孟超任支部书记。他入学后怀着对大革命失败的疑问，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反思过去，展望未来。

1929年秋，袁孟超从中山大学毕业。不久，即被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调派回国。适逢中东路事件，袁孟超等人暂避赤塔国际交通站，等待回国时机。在滞留苏联的这段时间里，袁孟超奉调到远东边疆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接替吴玉章任该部主任，兼政治经济学和高级班的《资本论》讲授，同时翻译俄文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还兼任中文版报纸《工人之路》党的建设栏目主编。

1933年1月袁孟超回国。当时，党中央交给袁孟超的任务是接替沈泽民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后因交通中断未果。5月，上海中央局任命袁孟超为江苏省委书记。当时江苏省委的工作在全国各省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工作范围包括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无锡、南通等工业城市。新省委的工作是恢复组织、开展工作、准备暴动、支援苏区、帮助举行世界反帝大会。当时的上海，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屡遭破坏，尚无力开展外县工作。新省委的分工是，袁孟超除负责全面工作外，还负责沪东区，沪西区。朱阿根除负责组织工作外，还负责沪中区，浦东区，海委（省委的海上组织）三个区委。冯雪峰除管宣传外，还负责法南区、闸北区。

为了开展工人运动，组建工会，抗议资本家克扣工人工资、殴打和开除工人的斗争，袁孟超每周都要下到区委。为摆脱特务的跟踪，他扮作机械工人的模样深入工厂。区委的同志告诉袁孟超，由于党的秘密机关不断遭到敌人的破坏，开展工作已十分困难。有的负责人都不敢来了，连区委会议都召集不起来。袁孟超听后心情十分沉重，为了开展工作，袁孟超早出晚归，到处找关系，恢复组织。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纱厂等一些工厂恢复了工会组织，工会会员发展了一倍。沪东区还成立了失业委员会。

一次，袁孟超组织人在中法大药房前面广场搞庆祝十月革命的飞行集会。因为找不到人，任务又很急，袁孟超只好自己去送传单。他化了妆，穿上整齐的西装，手里拎着点心盒，里面装的都是传单。那天，正碰上上海每天照例的“抄把子”，即由巡捕排成横队从马路中心向前推进，对行人搜身。名义上是防土匪，实际上是要抓革命党人。正在危机时，袁孟超心生一计，利用高等华人身份蒙混敌人。于是他手里提着“点心盒”，昂首挺胸大摇大摆地向巡捕走去，巡捕以为是什么重要人物，谁也没敢上前去问，袁孟超乘机穿过队列，混了过去。

1934年6月25日，中央局盛忠亮通知袁孟超说，江苏省委得到一个情报，无锡出现一个游击队，这在当时确是一件新奇事，很符合“左”倾教条主义在城市附近搞武装斗争的做法。实际上，这是敌人玩的诡计。盛忠亮通知袁孟超去康脑脱路853号成衣店的二楼江苏省委秘书处赵立人家取情报。本来对党分配工作向来不讲价钱的袁孟超，这一次心里犯了嘀咕，在革命低潮时怎么会出现游击队呢？！于是，袁孟超推托说：“我现在在全总，和江苏省委早已没有联系了。”盛忠亮说：“没关系，现在的省委书记是你的老熟人赵立人。”提起赵立人，袁孟超当然认识，在海参崴党校工作时，赵立人曾在海参崴师范学院工作。因为，盛忠亮是代表中央局的，袁孟超只好服从。当晚，袁孟超找到赵立人家后，他说：“确实有这个情报，但情报在省委组织部长老徐（即徐生，叛徒、）手里，要袁孟超第二天再来取。6月26日，袁孟超到赵立人家后被捕。

袁孟超被捕后，敌人严刑拷打，受过非人的折磨，尽管敌人软硬兼施，诱骗劝降，但袁孟超始终没有动摇共产主义的信念。在敌人的法庭上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许多叛徒都认识袁孟超，也知道他就是袁家镛，可是袁孟超就是不承认，坚持叫张文清。为了一个名字有时要争论半天，后来敌人就不在名字上计较了，大特务头子徐恩曾、季云浦、叛徒赵立人、苏成德、汪浩等人都对袁孟超劝降过，各种阴谋都没有得逞，袁孟超始终牢记编好的口供，无论敌人耍什么花招，袁孟超都矢口否认，绝不吐露真情。同年11月由同学曾扩情（国民党中委）保释出狱，之后被管制在南京特工总部训练科。

1936年10月，袁孟超挣脱了中统局的管制，负责主编《世界文化》杂志。同年11月16日出版创刊号，一直持续到1937年6月1日共出版两卷14期。在发刊词中袁孟超热情洋溢地写道："中华民族的命运，已经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界，毁灭或新生的交叉点，一面是侵略者的屠刀，另一面是中国人民大众求生的抗争”，要“用鲜红的血写成我们的战歌”，“要不分富贵贫贱，不分高下尊卑结成一条坚强的民族阵线”。“本刊的内容必须是针对着现实的，而且必须是战斗的”。这个刊物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场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创刊号上袁孟超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节》、《西班牙内战不干涉协定》、《满洲的游击战争》等文章。在《世界文化》出版中，多次遭到特务的阻挠和破坏。一次徐恩曾的左右控告袁孟超宣传西班牙人民阵线，用意是替中国的人民阵线宣传，不批评苏联，这些违背了他们的愿意。于是，他们纠集反动理论家刘不同等五人，围攻袁孟超。袁孟超据理力争，指出：对西班牙问题，人民阵线的共和政府是外交上正式承认的合法政府。对于不批评苏联的问题，袁孟超说，自从“九一八”以来，中日关系是日本要灭亡中国，这是公认的事实。如果不甘做亡国奴，就要起来反日，不联合苏联，是无法打败日本的。对袁孟超的反驳，特务们虽感到不是滋味，但却无言以对。《世界文化》的出刊，被日本《昭和年鉴》列为反动刊物，引起了日本的外交干涉。在内外夹击下，出版到第二卷第二期时，经邵力子的授意而停刊。

1937年8月，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邵力子以“中苏文化协会”名义，邀袁孟超接替卜道明主编《中苏文化》杂志。在此期间，袁孟超得到苏联大使馆、苏联对外友协代表罗曼诺夫的赞助和支援。1938年在南京撤退到武汉之前，叶剑英曾邀请袁孟超到傅厚岗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交谈办刊的情况，使袁孟超受到很大的鼓舞，感到党是了解他的，他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武汉撤退以后，袁孟超继续与苏联友协联系，还每周一次口头汇报，向苏联提供一些情报。当时，由郭沫若主持的第三厅的阳翰笙、尹伯休同志也大力支持袁孟超，经常给他提供一些稿件。与抗战文化界进步人士的交往，使刊物的质量有很大的提高。

1938年秋，为了进一步扩大《中苏文化》副刊《前线增刊》，袁孟超通过顾颉刚来到重庆郭沫若家，在这里他见到了周恩来。袁孟超汇报了《中苏文化》的办刊情况，介绍了《前线增刊》是发给抗战士兵的读物，周恩来听了很高兴，鼓励他继续做好统战工作。

1939年以后，袁孟超经常与重庆《新华日报》的编辑们来往，邀他们参加中苏文化座谈会。全国著名人士侯外庐、老舍、王昆仑、曹靖华、欧阳山、邵力子都在《中苏文化》杂志上发表文章。袁孟超本人也发表了许多文章，介绍苏联的情况。

袁孟超在主编《中苏文化》杂志中，多次受到特务的密告。有一次，徐恩曾当夜将袁孟超找去，说他是苏联情报员。袁孟超坚定地回答：中苏文化主编在职责上是应同苏联大使馆发生密切关系的，苏联是资料的来源，杂志社的经费一半是苏联对外友好协会提供的，过去的主编也是这样做的，何能诬我。袁孟超的一席话，驳得徐恩曾哑口无言。但从此徐恩曾定期让袁孟超参加 陶希圣等汉奸集团举办的聚餐会，袁孟超接到通知后，均以各种借口拒绝参加。实在挨不过去了，偶尔也去一两次。一次，正碰上陶希圣用伪造的情报诬蔑苏联。袁孟超耐不住性子反驳道：中苏文协的任务是要促进邦交，而不是要恶化邦交，并且苏联帮助中国抗战是铁的事实，苏联军事人员替我们流血牺牲，我们怎么可以忘恩负义。袁孟超的义正词严驳得陶某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但事后，徐恩曾为此大为不满，不但责怪袁孟超不该这样做，还派中统特务程某秘密审查每期的《中苏文化》。邵力子知道后，认为岂有此理，坚决拒绝，才使徐恩曾不得已作罢。

1939年春，袁孟超在重庆盛忠亮家与王芃生邂逅重逢，在交谈中，两人谈的十分投缘。王芃生认为袁孟超在对时局的看法上有远见卓识，是难得的人才。于是，他聘请袁孟超到国际研究所工作，袁孟超经过慎重考虑，欣然同意王芃生的请求，帮助他建立起国际外交研究所。

1946年冬，袁孟超帮助李纯青编《大公报》副刊，为时代青年专栏写稿。李纯青还让袁孟超担任台湾《新生报》驻沪特派员，袁孟超利用这一合法身份，积极宣传我党的政策，并将国民党濒临垮台的情况，传达到台湾，以利台盟活动。他还为《文萃》三烈士牺牲后地下党新编的《时与文》写《战后美国远东政策》文稿和地下妇联的《现代妇女》写国际问题专稿。这一期间，袁孟超为抗战、为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7年冬，在地下党员李建华的帮助下袁孟超去私立上海法学院，任经济学教授。主讲《银行学》和《经济地理》课程。当时上海法学院教务长是沈钧儒，任教的还有楚图南。这时的上海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学生领袖经常到袁孟超家集会，研究如何进行反蒋活动。袁孟超主动介绍他们看一些进步书籍，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使这些青年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逐渐有了认识，人生观发生了改变。许多人通过袁孟超的帮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袁孟超在上海参加了中国民族同盟之后，主编盟机关刊物，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曾营救过我党同志和进步人士。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袁孟超青年时代所追求的理想和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怀着对党无限热爱的心情，积极投身到迎接解放的工作当中。上海刚解放，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还十分陌生，袁孟超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年的研究和理解，编译了20万字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论文集》还编译了15万字的《苏联哲学论文集》，这对推动当时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袁孟超在上海的知名度很高，他热情奔放，各处讲演，不辞辛苦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他给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哲学深入浅出，明白易懂，效果极佳，深受同学的欢迎，成绩卓著。

袁孟超1934年6月被捕后，虽然与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仍与一些共产党员和苏联大使有过许多往来，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做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袁孟超向华东局组织部写了《关于我的组织关系（报告）》，详细报告了离党的情况，开始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并给当时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写信，希望他给以证明。1951年冬，饶漱石曾见过袁孟超，饶漱石认为1934年上海地下党遭破坏是袁的关系。袁孟超向饶讲述了事实真相，但饶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袁的要求。事后饶也感到对袁的怀疑有问题，并准备在审干整党时再考虑。

1953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出现后，袁孟超因此受到牵连，被捕入狱。出狱后，袁孟超反思自己，在言论上更加谨慎了。

1958年9月，袁孟超积极响应党的支边号召，从上海来到长春吉林财贸学院。这个学院是以长春银行学院为主体，由几所干部学校所组成。由于学院初建，师资力量匮乏。这次从上海财经学院调来的教师共计28人，起到了教学和科研骨干的作用。建院之初袁孟超任吉林财贸学院科学研究委员会主任，他亲自拟定科研题目，指导科研项目，亲自修改和审阅科研论文，编印论文集，还经常组织学术报告会，学术研讨会，交流科研成果，在他的带动下，学术空气活跃，教学水平也有了提高，此后袁孟超又任《资本论》史《经济学史》教研室主任等职。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时的袁孟超已是耳顺之年的老者了，但是造反派也没有放过他。批斗，抄家，给他戴上反革命、叛徒的帽子，被赶进终年不见阳光的黑暗潮湿的小屋里，一住就是7年，每月只发给50元的生活费，在这种困苦的条件下苦度时光。

1987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案件复查的通报》，推翻了强加在袁孟超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并指出“今后有关报刊、书籍、凡涉及袁孟超同志的历史问题，应以复查结论为准。”并批准袁孟超从1949年9月为重新入党。从此，袁孟超的历史上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政治上获得的新生，使袁孟超心潮澎湃，彻夜难眠，他要将自己的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党的教育事业。

这位耄耋之年的长者，踌躇满志壮心不已。他工作热情勤奋的精神，令很多青年人感慨莫及。1978年以后，他曾任科研处财经研究室主任，给第一、二届硕士研究生讲授《资本论》，修改硕士论文，并向有关学术刊物推荐公开发表。他边搞教学，边从事《资本论》的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从《资本论》中找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用以宣传党的政策，论述关于我国商品生产和个体经济存在发展理论依据。

袁孟超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他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仍感到时间不够用。许多到过他身边的人都看到他在家里伏案写作的情景。在他的生命最后一刻，还在向守候在身边的子女要学习材料。他为人师表，热情培养青年教师。作为学术带头人的袁孟超，对自己教研室的青年教师的培养十分关心，亲自讲课，热心帮助辅导，使这些教师健康成长。他为青年教师看稿，常常工作到夜里十一、二点，他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感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袁孟超曾指导两名教师创立一门新科学《旅游经济学》，填补了这个学科的空白，受到国家旅游局的高度重视，这两名教师因此晋升为研究员、教授。他帮助青年教师修改论文，用放大镜为校内数名教师修改英文、俄文译稿。他还承担吉林省高等院校教师高级职称的评审工作，他认真负责，为评审者写鉴定评语。他生前为本校40多位教师的科研成果写了鉴定书，还为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教授写鉴定书。袁孟超德高望重，满腹经纶，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袁孟超生前系全国财经院校《资本论》学会顾问、吉林省《资本论》学会理事、吉林省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吉林省政协委员。他虽已离休多年，但仍以琳琅满目的书籍为伍，耳聪目明，才思敏捷，继续整理回忆录，为上海、江苏、湖南等地撰写党史资料。他还向学院领导及有关教师介绍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学术论文，共同志们学习和使用。袁孟超为中国革命奋斗了一生，实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

袁孟超与1991年1月16日逝世。这不幸的消息传出后，一些曾被袁孟超培育起来的教师悲痛万分，他们为失去这样一位恩师感到遗憾。在遗体告别那一天，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来为他送行，他们深深地敬仰和怀念这位革命老人，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王鸿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