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仁永

田仁永，男，原名田克五峰、田克昌，江苏省苏州市人。1932年4月，在江西横峰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指导员、政治部主任等职务。1946年9月，受党组织委派到延边工作，历任汪清县百草沟区委书记、图们市委书记、延边地委秘书长、延边州委书记处书记、副州长、州委第二书记兼州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85年12月，任吉林省顾委常委，1988年10月离休。1996年3月4日凌晨，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9岁。

1918年1月20日，田仁永生于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贫苦家庭。全家七口人，他在兄妹中排行第三。父亲田聚宝在城内开理发店为业，母亲是一位勤劳贤淑的妇女，常为有钱人洗衣梳头。田仁永6岁入私塾，后因父亲病重而辍学。家中不仅卖掉理发铺，而且姐姐也卖给了人家，为避战乱举家迁移城隍庙内定居。在田仁永8岁那年，为了能吃上饭，就到钱元章开办的纺织厂学接线头。1930年秋，上海电机业代替手工纺织业，钱元章送田仁永等20多名童工到上海丝绸厂学徒。工厂老板为了多赚钱，不管童工的身心健康状况，强迫童工连班作业，累死累活也挣不了几文钱。一天，田仁永与同伴们不堪忍受老板的折磨，偷着跑出工厂。他在街头流浪几日，饿得头晕眼花，四肢发软直冒虚汗，饥寒交迫中无奈又回到工厂，这无疑惨遭老板的一顿毒打。1931年春节刚过，田仁永被送到上海明院跑猪场附近干活，由于老板肆意虐待工人，迫使田仁永再次弃厂。

童年生活的遭遇，世道的凄凉，坎坷的经历，使田仁永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意识到了社会的不平等，从心灵深处产生对剥削阶级的刻骨仇恨和满腔怒火。他通过书信得知家中父亲已病故，母亲经不起这生离死别的打击，一头栽倒在床上再没有起来。16岁的哥哥无奈撑起养家的重担，日子过得十分困难。为了摆脱贫困，寻求平等，能使自己和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田仁永毅然决定走上了参军救国之路。

1932年4月，仅有14岁的田仁永在江西横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几天紧张的军事集训和文化考核，教导员决定送他到红军学校学习文化知识。在学校里，田仁永积极热情，虚心好学，得到教导员的好评和信任，又被分配到司号班任班长。他起早贪晚，勤学苦练，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倍受领导赏识，不久提升为排长。1932年，他由俞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尔后，他又被选送去军区政治部短训班学习两个月后，被分到政治部直属总支部做青年干事。1933年秋，田仁永调到红军总医院政治处任团支部书记，这期间方志敏等领导来这里住院，他得到方志敏同志的亲切勉励。1934年8月至9月，红军总医院搬迁枫树鸡附近，这里靠近军区领导机关，田仁永被分配做文书工作。11月的一天，国民党突然兵临城下，企图围剿红军所在地。部队开始精简医护人员，动员上前线冲锋陷阵，田仁永积极响应号召，主动要求奔赴前线杀敌立功。

几天后，田仁永随军出征，一路上小仗接连不断地打，部队冲破敌人一道道封锁线进入白区，来到黄山脚下与红七军团会师。在距黄山不远的汤家桥与国民党军展开一场大规模战斗。由于情况不明，陷入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中，红军在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激战一天后，伤亡很大，21师师长黄英特和20师政委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最终因国共两军力量悬殊，我军被迫撤退。此后，田仁永所在的红军部队便在安徽省与浙江省交界处，与昼夜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展开机智灵活的游击战。由于天天行军打仗，战士们体力消耗很大，又得不到足够的营养与休息，都累得疲惫不堪。这时田仁永也得了重病，每天都咬着牙坚持和部队一起行动，后来实在走不动了，收容队把田仁永安排到一个叫储家鸣的老乡家养病，同时给田仁永和储家各留下2元钱，并安慰他安心养病，病好了再接他归队。经储家数日的悉心照料，他的身体康复很快。1935年2月初的一天午饭后，他乘帮储家干活之机悄然离开，去寻找红军队伍。一路上他风餐路宿，披星戴月，像天空中一只离群的大雁，眺望远方，归心似箭，奔走如飞。

西安事变爆发后，革命形势如暴风骤雨，田仁永从报纸上看到红军已经到达陕北，八路军在南京、上海设立办事处，于是他就向南京办事处写信，叙述自己是怎么当红军的，又为什么离开红军，并提出要迫切归队，去延安学习的愿望。办事处很快来函答复他的请求，接着姐夫郭楞仙又帮他筹措路费，工厂老板得知田仁永要去找红军打日本鬼子，也慷慨地资助一些钱款，田仁永又变卖一些东西，凑足了路费。为了省钱，他步行到浦口，再坐火车去西安，辗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的清凉山。一时间这里汇集着五湖四海的爱国青年，有很多大学生都是带着介绍信来的。田仁永什么证件都没有，办手续很困难，又找不到熟人证明他的身份，但他不灰心几经周折找到中央组织部，经领导决定派田仁永到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陕北公学院学习。这是一所革命熔炉，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办的。田仁永于1938年1月12日报到，被编入8队。住的是窑洞里的土炕，吃的是小米、咸菜，上课在露天地，无桌又无椅子，每逢上课背包做凳，腿当桌子。每次上课前，各队学员英姿焕发，斗志昂扬，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荡漾着革命的激情，各方队互相叫歌，你一歌，我一歌，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震荡山谷。

在两个多月的政治生活中，田仁永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革命立场更加坚定。他把毛泽东为陕北公学院题词：“做一个胸怀坦白、忠诚、积极、正直、不谋私利、勇敢向前，脚踏实地的革命者。”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鞭策自己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保卫祖国不惜流血牺牲。

1938年5月，田仁永在陕北瓦窑堡，经王慕贤、刘顺厚两同志介绍填写了入党志愿书，预备期为4个月。他向党组织坚定地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将随时牺牲自己的一切。”不久，田仁永随同新四军离开延安去西安，经武汉、南昌到达西安新四军办事处，由组织部安排任三支队五团政治处宣传干事，随后部队又转移到宣城县西河镇。由于田仁永在战斗中总是冲锋在前，表现的勇猛顽强，经受了枪林弹雨的考验。1938年9月，被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39年初，田仁永根据工作需要被派到三支队特务连任指导员，连长是李雷锋。6、7月间，田仁永因病住院治疗，被任命为医院的指导员，院长是黄农。这年秋新四军召开第一次党代会，田仁永当选为代表，并出席了会议。1940年2月至3月，田仁永被送到军部教导总队学习，10月结业，分配到三支队江北挺进团四连任教导员。

皖南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实行大扫荡，国民党乘机向我军发起进攻。1941年元月，江北挺进团四连奉命挺进大别山，在此活动了几个月后，田仁永感到在那里很难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于是在5月下旬，率部队开进黄梅县一带的许家岭驻守。一天，田仁永带几个战士准备出去察看地形，还未等走出门，国民党军已来到眼前，双方顿时交上火，激战中田仁永指挥几个战士隐藏到连部的一侧，抢占优势地形向国民党军射击。田仁永和连长带领部分战士打冲锋，冲出一条血路，掩护战友进入碉堡固守待援，这时敌人一次又一次发起进攻，我增援部队受阻无法接应。国民党军为防止我军突围，把两个碉堡封锁得水泄不通，插翅难飞。白天突围不成，田仁永和连长研究决定夜间突围，冲出去后到挺进团所在地宿大边区何家湾祝家冲集合。他们组织战士先松动碉堡里面的土坯子，然后休息待命。夜幕降临了，田仁永让战士们拔掉松动的土坯子，分别从碉堡枪眼口往外爬 ，眼看就要全出去了，不料最后爬出的几名战士被国民党军发觉，密集的子弹扫射过来，田仁永和战士们一齐扔出几棵手榴弹，滚滚浓烟铺天盖地向碉堡和沟壑弥漫，他们借着爆炸的烟尘冲到对面的小山上。田仁永带领战士们一口气跑出四五十里路，来到何家湾祝家冲聚集地，谁知挺进团已往东撤去。留守的战士告诉田仁永速去教导大队报到，田仁永只好离开四连去教导大队。不久，田仁永又被派到挺进十八团任政治助理员。

1943年夏秋之交，为了取得与七师的联系，上级决定组成挺进十八团。部队组建以后，即到皖西山区活动，国民党桂系派来一个师驻守在杏花村一带，其他一些地方也都增加了兵力，这使部队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田仁永奉命带队撤退至靳黄广地区。田仁永曾在这一带活动过，对地理环境、风土人情都比较熟悉，所以顺利到达桐城，潜伏在交界处的山区，找到了地方党组织，与七师沿江支队新属游击队钟大湖汇合。此后他们携同作战，打了几个胜仗。

1944年，田仁永带部队经贵池、东流到达彭泽，并在这里正式成立彭泽县委，田仁永任组织部长。1944年10月，新四军五师挺进十八团去彭泽柏棒港参加整编，在整编中部队首长任命曾晓春为彭、泽两县新四军游击大队队长，田仁永兼政委，配合挺进十八团在澎泽、波阳、湖口、东流、至德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后来，日本侵略军对彭泽、至德一带发动大扫荡，原驻守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闻风丧胆，不战而退 ，助长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一天，日本军队在彭至扫荡后返回马档据点时，田仁永带队守候在必经的桥亭攘溪港之间，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待日本鬼子钻口袋，一举突袭敌人的先头部队，迫使敌人的残兵败将按原路逃跑了。

1944年底到1945年初，七师沿江团一部分由何志远带领到至德官营一带与田仁永部队汇合。当时，国民党桂顽部队，正向皖中革命根据地进犯，当地的群众要求驱逐国民党县政府，田仁永同何志远决定满足群众的要求。田仁永带队主动出兵，配合七师沿江团打掉了伪县政府，消灭了保安团几百人，活捉了县党部书记长和保安团副，许多军政官员也被俘，拔掉了敌人的据点。他们把囤积在这里的粮食分给群众，受到群众的欢迎。

抗日战争胜利后，部队合并成立正规团时，田仁永被编到一营任教导员，部队奉命西撤到黄岗转到鄂豫边一带，主要是到宜化店做粮食工作。田仁永他们每三人组成一个战斗小组，被派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安阳，到河北省邯鄣同这里的几十名干部会合后准备到宜化店去。临行前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并讲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趋势，指示他们奔赴东北战场，巩固东北根据地。于是他改变行程，迅速赶向东北。当时队长是蒋杨，副指导员是陈大荒，田仁永在途中被选为副大队长。1946年7月至8月间，他们经山东到营口，乘船渡海到达丹东市，在延安干部尚向荣的带领下，坐火车经朝鲜到图们。当时吉林省省委派谭辅江，李凡夫在火车站欢迎他们到来，尚向荣作了动员讲话，并逐个分配了工作。1946年9月，田仁永受党的委派，奔赴汪清县百草沟，接任区委书记、区长、兼土改工作队队长，开始了他新的革命征程。

田仁永来到百草沟后，满腔热忱地深入到苦大仇深的老雇农家访贫问苦，又挨家串户了解情况。在掌握实际情况后，他按照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大纲》和中共延边地委的工作要求，发动各族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在百草沟仲安村清算了杀害我地下工作者3人的汉奸。这个人叫金太弘，曾被日本人委任为武装自卫团团长兼伪村长，干尽坏事。日本投降后，他感到末日来临，利用请客送礼等手段笼络人心，妄图蒙混过关。他用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等伎俩，到汉族家中煸风点火，说：“你要警惕呀，咱们村朝鲜族正在暗地里算计你们呢，解放军一来他们肯定会告你们一状”等等谣言。这样一来，朝、汉两族之间产生恐惧、疑虑和不信任的心里。上级几次派人来也未能解开这个死疙瘩，田仁永来到仲安村的当晚，就亲自找有威望的一朝一汉两位老农了解情况。夜深人静了，田仁永仍耐心地跟两位老汉促膝谈心，向他们解释“不分什么民族，天下贫下中农都是一家人，有意见摆在桌面上解决。解放前天下乌鸦一般黑，统治阶级不管他是哪个民族，都是一个鼻孔出气，注意不要上他们的当啊！”最后田仁永和蔼又严肃地对他们说：“贫下中农之间闹不团结，究竟对谁有利？请你们好好想一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两位老汉的心，提高了他们在民族问题上明辨是非的能力，增强了民族平等互利、民族团结的责任感。田仁永还带领各族群众斗地主、分田地、诉阶级苦、血泪仇，教育大家化解民族矛盾，提高阶级觉悟。使各族群众擦亮了眼睛，明辨了是非，同仇敌忾，斗争矛头直指金太弘。这样终于拆除了民族之间的篱笆，朝、汉两族群众又同在一个会场开会学习了，从而达到了民族团结的目的。

土改工作开始后，田仁永又组织各族贫苦农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并在土改的各个阶段，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土改的各项政策和民族政策。首先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铲除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把日本军、汉奸、地主、伪职员的私有土地，无偿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各族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其次，通过落实土改政策，使农民认识到这种千百年来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是造成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经济根源。只有团结一心，打倒封建地主阶级，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各族农民才能翻身得解放，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田仁永还带领各族群众积极保卫抗战的胜利成果，把百草沟建成支援解放战争的根据地。

1947年10月，田仁永被任命为图们市委书记。上任后，田仁永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当时的延边正处于伪满政权的混乱统治之下，地方武装和土匪恶霸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他们的活动极为猖獗。由于我党派去的党员干部很少，力量薄弱，工作进展缓慢。在这种险境之下，田仁永表现出坚强的党性，沉着冷静，不怕困难，解决城乡人民生活困难等事宜，开展整党和整顿队部工作，使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接受贫雇农团的审查。通过整顿清除了一部分混入党内、革命队伍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把土改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纳入党内，增强各级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培养了一大批朝鲜族干部和党员。田仁永领导的一班人主要采取三条渠道：一是选送个别优秀分子到中央民族学院、上级党校深造；二是接受上级分配来的民族干部；三是自训自培。选拔100名知识青年办骨干学习班，这些人根红苗壮革命积极性高，后来成为图们市各条战线的顶梁柱，为建设新图们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8个月后，图们市划规汪清县管辖。1948年5月，田仁永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又调回汪清县就任县委书记，中心工作是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他感到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最大障碍是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上也有诸多不便，他一句朝语也不会说，又听不懂，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连汉族同志都听不懂他说得什么话，朝鲜族同胞就更不用说了。他深知要想在延边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干好工作，把边疆建设得繁荣富裕，非学会朝鲜族语言不可，而且还要学会普通话。于是，他开始拜朝鲜族干部群众为师，不耻下问。下乡吃住在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里，一丝不苟地尊敬朝鲜族风俗礼节，一进门便自觉脱鞋上炕，然后盘腿席坐。同长辈同桌用餐时，言语准确，礼节得体。

由于田仁永每天虚心学习朝鲜语，大胆地向同事请教，很快就能简单的和朝鲜族同事对话了。为了能随时随地同朝鲜族干部群众交流思想感情，倾听群众的呼声，体贴老百姓的疾苦，能更好地带领汪清人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他开始坚持不懈地学习朝鲜族的语言文字。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年五载的努力，竟然比较流利地运用朝鲜族语言和文字，能对话、阅读文件。在生活上学会跳朝鲜族舞蹈，穿戴朝鲜族服装、鞋帽，喜欢吃朝鲜族风味食品、泡菜、狗肉等，后来自己家也饲养狗，真正做到了入乡随俗。

1949年初春，全国解放了。一批同田仁永一起来的首长、战友阔别延边，陆续登上西去的列车，像秋天里的大雁一样飞向南方担任领导职务。田仁永的思想没有动摇，主动请示省委组织部，要求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他如愿以偿，得到省委领导的积极支持和热诚称赞。从此，田仁永下定决心，一辈子同延边各族人民生死与共。

在汪清百草沟开展打土匪、分田地、斗地主岁月里，总有一位同田仁永风雨同舟的朝鲜族姑娘，她的名字叫金顺玉。他的真挚感情打动了这位姑娘的心扉，俩人热恋了，相爱的很深，并结成终身伴侣，生育二男一女，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夫妻互敬共勉，尊老爱幼。田仁永对待岳父、岳母就像亲爹娘一样亲。虽说工作很忙碌，也不忘常回家看看，为了表达孝心，他送岳父一件皮大衣，送岳母一台缝纫机，这在困难时期是非常珍贵的礼物，老人感动不已，逢人就夸这位南方来的汉族女婿好。岳父去世后，他把寡居的岳母接到家里赡养，让老人晚年幸福快乐，直至寿终。

1950年4月，党组织调田仁永到中共延吉县委任书记，那时延吉县的干部绝大多数是朝鲜族。在见面会上，田仁永用朝鲜语向大家问候，几句话恰似一把火，立刻点燃了会场的热烈气氛 ，各族干部其乐融融，一下子同朝鲜族干部们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在县委或有关部门召开的会议讲话时，如果口语翻译有漏译或词不达意，他自译或用汉语再说一遍。深入到农村、学校、工厂、街道调研时，尽量用朝鲜语向朝鲜族人问寒问暖，县委干部汇报工作时用朝鲜语，他都能听得懂。他多次在延吉县委的干部会议上强调说：“要想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好工作，首先必须懂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礼节和风俗习惯。”教育朝汉族干部互相学习语言，取长补短，是做好工作的必要条件。

1950年春耕季节，田仁永来到延吉县石门区检查工作，看到互助组用锹挖、镐刨种地，组员们累得汗流浃背，一天种不上几亩地，就让区委书记筹集资金，买新农具单铧犁送到农民手中，从而加快春播进度。

1951年3月，田仁永看到当时延吉县人民生活水平低，吃不饱 、穿不暖的情况，他千方百计发展民族经济，大力开发水稻，试办农业合作化，巩固发展常年组，提高临时组，在各村普遍建立了互助合作网，成立了延边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总结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土地牲畜和农具等转为股份基金，不再分红，实行全部按劳分配，成立黎明集体农庄。他的这一举措，当时轰动了全国、全省，前来学习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中共延边地委派工作组总结了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1952年3月16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颁发的《关于奖励一九五一年度农业爱国丰产模范的命名》大会上，延吉县金时龙农业合作社以比1950年增产65%的事迹，被誉为全面丰产模范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4月，田仁永被调到中共延边地委任秘书长，兼州委组织部长。9月，他任延边地委秘书长兼地委纪检书记。1955年1 月，他被任命为中共延边州委副书记兼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朱德海任州长，实际上副州长田仁永主持州政府工作，朱德海对他一是信任，二是放手，积极支持田仁永的工作，田仁永对朱德海十分敬重。在这一领导岗位上，他一干就是三十多个年头。

田仁永还十分关心科技界知识分子的成长。原任石岘造纸厂的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的张家禄，1957年抓右派分子时被卷入浪潮，把张总工程师的名字报到州委。在讨论他的问题时，田仁永义正严词地驳斥了一些人的观点，不同意把张总打入右派的冷宫，他才幸免一场灾难。“文化大革命”时期张总和田仁永的命运一样，受尽了折磨，把他说的一无是处，遭到非人的待遇。田仁永刚恢复工作，就风尘赴赴地赶到石岘，看望张家禄。此时，张家禄准备携家眷回老家工作。凭他的真才实学走到哪里都非常受欢迎。田仁永一再诚恳耐心挽留他，延边造纸技术没有你不行，延边人民需要你。一句句热心话使张家禄万分感激，决定留下来工作。此后，每逢春节田仁永就去看望他，鼓励他孜孜不倦地攻克技术难关，刻苦钻研外国的先进技术，攀登造纸业的新的高峰。他没有辜负田书记的殷切希望，为延边的造纸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1959年，在“左”倾思想路线影响下，延边掀起所谓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整风运动。一次州委会上，研究州纪委一位少数民族干部在省民族工作座谈会讲“省里对延边照顾得不够，自治权太少，每年只有一百万机动资金好干啥”。有的人认为这是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言论，给他戴上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而田仁永不顾自己被别人视为右倾，依据党的民族政策，坚持认为这是反映实际情况，不是地方民族主义言论，不应扣帽子。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讲原则、讲党性的品格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原则问题上敢于主持正义的高贵品质。

田仁永在任州委书记处书记兼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期间，他更加忘我的努力工作。发扬延安精神，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多方筹集粮食救灾，制止更严重的粮食恐慌，同延边人民同舟共济，共度三年自然灾害。当时，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他在工作中认真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

1962年6月，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到延边视察时，称赞他说：“你做了一名朝鲜族驸马，我很高兴！” 总理笑着问站在身边的田仁永，朝鲜语的“你们好”怎么说？ 田仁永对总理说了一遍，总理一边学着一边整理衣服。朱德海和田仁永陪同周总理视察延边农学院，在返回的途中，小车驰骋帽儿山脚下，总理触景生情地提起绿化的问题。总理一边回首遥望帽儿山，一边说：“巴基斯坦、印度，这些国家的绿化搞得很好，那里的气候也特别好。绿化很重要，青山常在嘛”。田仁永接上一句说：“这秃山叫帽儿山，给它戴上帽子就名副其实了”。总理又补充一句，“全给戴帽子还不全啊！我们还要给它扎上腰带，穿上靴子”。多少年来，田仁永没有忘记周总理的谆谆教导，每年都为帽儿山梳妆打扮。如今的帽儿山已青松叠翠，绿树成荫，现已建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村，成为人们夏日旅游观光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周总理和邓颖超这次到延边视察，同田仁永和朱德海两家人一起留下永恒的纪念，这幅珍贵的照片一直珍藏在田仁永的家中。

田仁永担任延边州委组织部长期间，曾在州委机关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是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注意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只有这样才能把延边建设好。”1965年秋，他到安图县检查工作，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了解民族生活情况，干部配备情况。当走到朝汉合居的生产大队时，他了解到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和党支部书记都由汉族担任时，就对县委书记说：“这里的朝鲜族不少，队里应配置一名朝鲜族干部，以便更好地开展各民族间的团结互进工作”。

田仁永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妇女干部，派妇女干部到各级党校深造。在他的关怀下，州妇联正副主任几乎都去过上级党校学习班学习，不断提高她们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指导妇女工作的能力，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他要求州妇联创造条件培养好妇女界的干部。他支持妇联建立州、县、乡、村分级负责培训妇联干部制度。即州妇联负责培训县、乡两级妇联干部，县妇联负责培训村妇代会主任，乡负责培训村屯妇代会的委员和部分代表，每年培训一次。州妇联举办培训班时，他亲自来讲话，办班经费有困难，他亲自帮助解决。原州妇联主任许粉淑就是田仁永亲手栽培起来的朝鲜族女干部之一。

“文革”开始时，田仁永身为州委主要领导，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各造反派组织都争他做后盾，田仁永想这样做势必激化群众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他始终坚持做到：“凡是群众的革命行为都支持，但不卷入群众之间的派性斗争。”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当造反派逼他揭发朱德海在主持延边州委工作的所谓错误时，他说：“朱德海同志是州委书记，我们是州委的领导成员，州委的各项重大决策，都是集体研究决定的，如果说错了，我们都有份，不能只说是朱德海一个人的。”有人逼他揭发朱德海的“罪状”，他以事实真相给予反驳或否定，以“我不知道，不能瞎说”为由加以回避，从不说假话、谎话、违心的话去阿谀奉承，他从不随波逐流，放弃真理和原则。朱德海的秘书不慎丢失了中央重要文件。有人硬说，这是朱德海“里通外国”，田仁永气愤地回答：“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人就能识破这是造谣惑众的伎俩，你是怎么知道文件落到了外国领导人手里？我倒怀疑你是不是里通外国？”有人揭发朱德海是“叛徒”，他说：“我看到中央组织部门的文件里，早已有结论，他不是叛徒。我相信中央组织部的文件的结论，我们不要老是揪住不放啊！”在关键时刻，田仁永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老干部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不屈不挠，敢说实话的斗争精神。正因为如此，他吃尽了苦头，受尽了折磨，被扣上“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铁杆保皇派”等莫须有的罪名，长期挨批挨斗。下放到敦化“五七”干校劳动，种地、养猪、喂鸡、上山砍柴，样样活都干过。

到了1969年，朱德海的“罪行”已定型，如果他稍微和点稀泥，违心地批一下朱德海，并与他“划清界限”，就能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由于他长期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出卖同志，因而他“自找苦吃”，他是在延边州一级当权派中挨打次数最多，下放到敦化“五七”干校“改造”时间最长，落实领导干部政策最晚的一个。

1972年11月，田仁永重新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任州委常委、延边州革委会副主任，他无怨无悔，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忠于人民、顾全大局，时刻把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以维护民族团结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1977年12月，田仁永任州委副书记。1978年1月任延边州委第二书记，之后又兼职州政协主席。拨乱反正，清理打砸抢时，他首先提出“为了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对在‘文革’中批斗当权派的人和事，一律不予追究”的建议，表现出一个领导干部对待犯错误同志的宽容大度，更表现了共产党人博大胸怀。州委有个领导干部，在“文革”中犯了错误，在研究安排他的工作问题时，田仁永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说：“他不属于坏人，由于缺乏政治胆识，他在造反派的压力下，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现在他已经基本上认识了错误，应该让他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田仁永这种舍己为人，坚持真理，对党忠心耿耿，对同志忠厚爱护的高尚品德，在“文革”期间就赢得绝大多数延边人民的赞扬和敬仰。所以在他恢复领导职务后，更加受到延边各族人民的信赖和爱戴。

延边是朝鲜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由于“文革”制造的“四大冤案”，使得一个本来好端端的民族关系，人为地造成隔阂和对立，其中，许多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田仁永主动找时任州委第一书记赵南起商量：“对这些问题处理必须从实际出发，涉及汉族方面的事，我多出面做，涉及朝鲜族方面的事，你多出面做。”这样，有效地解决了许多难以处理的问题。实践证明，这样做不仅方法对头，收到的效果也令人满意，还有力地支持了赵南起的工作。如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民族和睦，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与田仁永所付出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为国务院命名的全国唯一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自治州。

1978年4月，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任命赵南起为中共延边州委第一书记，兼州政府州长。他到职初期，出于对田仁永的敬重，有些在州委常委会和重要的集会，请田仁永主持或讲话，田仁永对这些都不肯。后来，田仁永推心置腹地对赵南起说：“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我不能那样做。你应该理直气壮地主持州委工作，该怎样办就怎样办，不要客气，我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不会越位的。你不在时，让我唱主角是可以的，可是只要你在，我就不能那样做，这是组织原则问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多商量。希望你大胆工作，我一定会支持你的。”田仁永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言行一致、立党为公，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安排，为党和民族事业后继有人，热情地选贤、无私地让贤，并为他们的成长铺路搭挢。

他的高尚品德为我们树立光辉榜样。他常年对领导干部们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要有甘当副手的精神，随时维护少数民族干部的威望，推功揽过，而不要同少数民族干部比高低，争权夺利。要有给少数民族干部敢于当家作主的勇气，还要同破坏民族政策的言行进行严肃的斗争。他的这种思想作风和高尚风格，集中地表现在对朝鲜族主要领导干部的身上。

1983年11月，李德洙被任命中共延边州委书记时，田仁永以极其喜悦的心情欢迎他，对他表示全力支持，在欢迎李德洙的州委领导干部会议上，田仁永首先说：“李德洙同志很年轻，是优秀的干部。他就任州委书记，完全能出色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听了他今天的讲话，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水平是较高的，我们在座的同志，都应该积极支持他的工作，同心同德，搞好延边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田仁永就是这样热情洋溢的表达了他对少数民族干部的真挚爱护、积极的支持和寄予莫大的期望。不论是朱德海、赵南起、还是李德洙，在他们担负州委书记之时，田仁永都以顾全大局，坚持发扬人梯精神，甘当配角的胸怀，从延边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民族干部的成长，珍惜领导班子的建设，努力协助班长的工作。事实上，田仁永在延边工作五十年来，一向热情关心和扶持少数民族干部和年轻干部，注重对他们的栽培。正因为如此，一大批朝鲜族干部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各县、市领导骨干，有的还调到州、省、中央工作，当上正副部级干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功在当代，立在千秋。田仁永在六十年代就着眼抓紧水利建设，倡议和支持建立珲春的河北、河南两个灌区，为珲春平原水稻生产旱涝保收，提高单产创造了条件。敦化县黑石电站、小石河电站、安图县302中型电站，也是在六十年代经田仁永倡议而兴修的水利工程。他协助朱德海同志，又着手兴建了亚东水库、安图水库等州内大型水库。这些水库的建成，使延吉平原、头道平原、龙井平原产稻区的农民吃了定心丸，解除了春季怕旱，夏季怕涝的忧虑，带来了年年旱涝保丰收的喜悦。

延边庙岭水泥厂、榆树川发电厂、安图纺织厂等大企业，是田仁永同州委、州政府领导集体研究策划、精心筹建的新型企业。庙岭水泥厂投产后，结束了延边不产水泥的历史。田仁永几次到庙岭水泥厂了解生产情况，深入到车间、工人宿舍、食堂，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座谈，发扬工人阶级的艰苦奋斗精神，向干部职工讲述庙岭水泥厂的发展前景。给干部和工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大家增添了前进的力量，掀起了更高的生产热潮。

过去延边没有橡胶厂，朝鲜族种水稻离不开胶鞋，朱德海经多方努力，把原在沈阳市的橡胶厂迁移到老头沟镇。田仁永又把橡胶厂搬迁到条件较优越的图们市。还经常下厂调研，请技术员来厂指导，生产出更多深受朝鲜族喜爱的民族产品。在他精心扶持下，图们民族工业有了明显的发展，初步形成了针织、服装、胶鞋、塑料、陶瓷等民族企业生产的名优新产品，并且已经打入全国市场。延吉市朝鲜族日用铸造厂生产的长白山牌朝鲜族铁锅，龙井市民族木器厂生产的龙井牌朝鲜族碗橱，图们市民族塑料厂生产的天池牌塑料淘米盆，这些产品在全国少数民族轻工业产品评选会上被评为全国少数民族优质产品。

在生活上，他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为领导干部树立了廉洁自律的典范。州委机关的全体干部都在食堂用餐，田仁永和大家一同就餐。后来，有人为中层以上干部设单间。在一次机关干部大会上，田仁永严肃地批评了干部生活特殊化，要求拆除单间，干部群众都在大餐厅就餐，勉励全体干部要平易近人，时刻要同群众心连心。和龙果树农场的一位老技术员，把当年培植的苹果梨新品种，送给田永仁家一筐，田仁永和爱人商量，让州委办行政科处理，把钱送还本人。有一年元旦，延吉县委领导把县企业试制生产的电饭锅送给他家用，这只锅后来交行政科处理了。这一件件小事反映了他严格要求自己，廉洁奉公，坚持党性原则的高贵品质。1995年7月，他去长春参加吉林省顾问委员会工作会议，因是公务，他的旅差费完全可以像在职时一样报销，可他在旅差费的报销单上只报了火车票出租车票据。按制度规定，他每天可报销30元的住宿费，六天可报得180元钱，还应得伙食津贴费48元。然而，田仁永没有把这两项填写旅差费报销单上。

身为延边州委副书记的女儿，当了6年的临时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可事实如此。这件事后来被州劳动局知道了，才按政策规定办理了招工手续。这件事虽小，却闪烁着一个老红军、老共产党员金子般的灵魂。

这位原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顾委常委、州委第二书记、州政协主席、离休老干部田仁永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情注延边终不悔，植根沃土永常青。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了促进延边各族人民的团结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殚精竭虑，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田仁永是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他是内地干部，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后，就同我们边疆各族人民结合一起，发展建设边疆。在延边工作五十年的岁月里，同延边人民同甘共苦，血肉相联，为延边的革命和建设，繁荣和富强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真理、反对歪风邪气，公正率直，实事求是，以共产党人高尚品格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实现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誓言。

他的光辉业绩永载党的史册，他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延边人民的心中。

田仁永的灵柩安放在延边革命烈士陵园。

（贾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