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岂容歪曲 侵略终被唾弃 ——《满洲国史》右翼史观批判
近年来，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沉渣泛起，突出的表现为右翼学者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右翼政客不断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右翼政党团体企图解禁集体自卫权、废止和平宪法，这一系列猖狂活动，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构成了巨大的现实威胁。日本右翼势力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反映到历史观中，就是否定侵略，为以往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甚至颠倒黑白，美化和歌颂侵略战争。在对由日本扶植的伪满傀儡政权的评价上，日本右翼势力肆意歪曲粉饰，不仅为当年一手炮制伪满政权的军国主义分子们树碑立传，还不遗余力的鼓吹日本制造伪满洲国的“善良动机”，颂扬其“立志革新，扫除祸根，为保全东亚，建立近代模范的王道仁政国家” 的“丰功伟绩”。
一、《满洲国史》是怎样的一部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起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日伪政权的残酷殖民统治下，东北人民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受尽压迫奴役，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对待这样一桩历史公案，日本右翼学者又是怎样认识的呢？由日本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写的《满洲国史》一书，是日本战后出版的众多关于伪满洲国著述中的重要代表作和“集大成者”。此书于1971年1月由日本第一法规出版社出版发行，分为总论和各论，共三卷约170万字。这部书的“刊行会”成员几乎全部都是曾经出任伪满政府以及满铁、协和会、关东军、大同学院等部门高官的日本政界人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曾任伪满政府国务院总务厅长官的星野直树、古海忠之，伪满洲国实行“总务厅中心主义”，国务院总务厅长官实际上就是伪满政府的最高官职，此外还有曾任伪满产业部次长，被定为战犯，解除整肃后又出任日本首相的岸介信。这些人的右翼思想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罔顾事实，歌颂殖民者为建立伪满傀儡政权而“不懈奋斗”的所谓功绩，还通过列举大量统计资料与数据，宣扬伪满统治时期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取得了极大成绩，并进而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法西斯主义进行辩解。这本书里所体现出的观点，成为今天日本右翼历史观的基础和突出体现，理应受到彻底的否定和严肃的批判。
二、日本拼凑伪满傀儡政权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日本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会长平岛敏夫在《满洲国史》发刊词中宣称“本史以确凿的史实为依据，系统地叙述了日本民族为在东亚实现世界史上首次民族协和理想之乡，挺身赴难，创建满洲国的十五年过程。”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书中用大量篇幅历数上世纪初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在张氏统治下的种种“秕政”，主要包括治安状况恶化、财政货币政策混乱、支持反日运动、损害日本利益等等，从而得出日本人的入主东北的目的：“解放”东北民众免遭压迫并保护日本人在东北的权益不受损害。
以上说辞体现的完全是侵略者观点，是根本无法令人信服的。首先，日本侵略东北是其推行占领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形成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明确提出要加紧对满蒙地区的侵略和经营，使其成为“完成大陆政策的基地” ，并提出了“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谬论” 。其次，日本与张作霖的关系也并非一直水火不容，恰恰相反，双方曾有着长期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关系，1921年，日本原敬内阁确定“支持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确立在东三省的牢固地位” 。为此不仅供应张作霖军火，还对他提供大量贷款、派遣军事专家，可以说，是日本给予了张作霖压迫东北民众、参与军阀混战的最大支持。而国民大革命爆发后，北伐沉重打击了张作霖的势力，他不愿也无力履行以往承诺给日本人的好处，这才是两者反目的根本原因。第三，此书称张氏政权损害了日本政府及国民的诸多权益，并详细列出了“压制铁路权益、不正当的课税、对商租权的侵犯、侵犯居住权、对工商业的压制、对矿山经营的阻碍” 等“罪状”。可是这些所谓的权益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日本政府1932年对“李顿报告书”的意见书中表明，这种权益“即日本于该地（指中国东北）根据条约所享有之各项特殊权利之总和，并加上由于毗邻的地理位置与因历史交涉而形成之自然结果” 。换言之，就是在历史上日本通过与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等卖国政权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从而在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炸死张作霖，进而发动九一八事变，推翻张学良政权，一手打造出伪满傀儡政府，目的就是维护并不断扩大其在东北地区的既得侵略特权，而绝不是他们所宣称的挽救东北民众于水火，建设“王道乐土”、实现“大东亚共荣”。
三、日本的殖民统治给东北地区带来怎样的“经济发展”
在“经济发展”方面，伪满政权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推行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产业开发五年计作为三大国策之一，积极地加以推行，成为满洲国经济发展的实质上的核心工作” 。自1937年开始，伪满共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满洲国史》中，用大量的统计数字和具体事例来说明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概括起来，主要包括：日本财团向东北地区投入巨资兴建各种产业项目，铁、铝、铜、铅、锌、钒、钼、锰、镁等矿藏被大量开发，多处水利发电工程的建设，煤炭、钢铁、石油、化工产品等产量成倍增长，大连港在日本的经营下成为中国第二大港，经过日本改良后的黄豆作物在东北地区广泛种植并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产区等等。
应该说，书中所列出的这些内容和数字，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是否应该为此而庆幸日本的侵略和殖民、欢呼日本人推动了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呢？当然不能！首先，日本开发东北各种资源、建设多种产业项目的出发点是什么？这一点，日本侵华战略的规划者、号称“日本第一兵家”的战犯石原莞尔在1936年7月向日本军部提出的建议中，表达的很清楚，“为了对苏作战，应迅速开发日满、华北范围内的持久作战所需要的产业，特别是在满洲国，坚决迅速地进行开发” 。开发资源、兴办工业，是为了把东北地区变成日本进行侵华战争以及对苏战争的基地，而绝不是为了造福于东北人民。第二，伪满时期所谓经济发展的成果去了哪里？“日本政府借口大东亚共荣圈的分工，让伪满重点发展矿业和农产业，使伪满成为工业原料和粮食饲料的生产基地” 。“两次五年计划期间，伪满供给日本的生铁500万吨，煤约800万吨，液体燃料约60多万吨，铝15000吨，镁600多万吨，铅2万吨，钼3400吨，盐350万吨，等等” 。日本每年还要从东北掠夺大豆100万吨，掠夺粮食的数量更加庞大，“1942年供给日本的粮谷250万吨，1943年280万吨，1944年是320万吨，占伪满收购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从1942年起，每年从伪满输往朝鲜粮谷35万吨，华北30万吨，为日本换取大米或其他物品” 。这些数字意味着，日本殖民统治下，东北地区的大部分财富被日本以极低的代价占有、甚至是无偿掠夺。第三，日伪统治下的“经济发展”给东北人民带来了什么？《满洲国史》宣称伪满时期东北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改善，描绘出了一幅“大东亚共荣”的美好画面。事实果真如此吗？“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方政府所征收的国内税总共有13种，其中消费税4种、流通税2种。而1944年伪满国内税竟达34种，其中消费税11种、流通税13种，这还不包括伪省、市、县和街、村的地方性税收” 。《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中，详细列出了1937—1943年间，伪满国内税增长情况、伪满中央税与地方税的收入额以及伪满人均负担税额，由这三个统计表可知，“拿1943年与1937年相比较，国内税增长率近7倍。国内税收入中相当大的比例直接征自下层劳动人民”。“1937年伪满国内人均负担税额为6.68元，1943年就增加到16.2元” 。此外，由于日本掠夺式的开采各种矿产资源，造成了东北地区资源极大地消耗、外流和浪费，日本从国内大量向东北地区移民，强占农民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造成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沦为赤贫。由此可见，伪满时期东北人民在经济上所受到的残酷压迫远远甚于军阀统治时期，这就是日伪所宣称的“王道乐土”的真实景象。
四、日本的殖民统治给东北地区带来怎样的“社会进步”
《满洲国史》中，极力宣称在日本人的指导下，伪满政府在改革行政机构、发展文化教育以及改善人权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说辞能站得住脚吗？应该说，这些完全是无稽之谈。日伪统治下的东北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严密的殖民统治。伪满洲国的建立是日本一手策划和实施的，名义上溥仪作为执政、皇帝，是伪满的最高统治者，而实际上，他完全是日本人控制下的一个傀儡而已。伪满各级政权中，主官基本上都由中国人担任，可是实际权力却操纵在日本人担任的所谓总务厅长官的手中。“伪满国务院官制第八条规定：‘国务总理主管部内之机密人事、主计、需用等事项，由所设之总务厅处理之’” 。伪满国务院“各机构中总务长官以下的总务厅各处长，各部总务司长，各省总务厅长均由日系官吏充任，处理各部、局统辖的业务，以期顺利地运筹国政” 。二是禁锢思想，践踏民族文化。1932年10月24日，伪满政权公布了《出版法》，规定对带有民族意识的出版物或进步书报一律查禁、销毁。“据伪文教部记载，1932年3月至7月5个月内，即焚毁图书650万册” 。与此相反，宣扬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刊物大量输入东北。同时，日伪政权组织人力编写体现奴化教育、愚民教育的“新教材”，着重向学生灌输“王道乐土”、“五族协和”以及伪满与日本“共存共荣”、“盟邦、亲善”等反动思想，在课程设置上，把日语列为各类学校的主要课程，而把汉语称为“满语”，课时逐渐减少。对于那些具有民族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随意施以逮捕和屠杀，力图以“白色恐怖”压制人民的反日爱国思想。三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毫无保障。为分割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日伪当局采取设置“集团部落”的方式，将居民集中起来居住，并加以严密监视、控制。为此，采取“三光”政策，既烧光居民原有房屋、杀光不按时迁移者、抢光居民的生产生活物资，强行将居民从原居住地驱入“集团部落”，这一政策造成数以百万计的农民陷入苦难深渊。为了满足大规模掠夺资源，修建“国防”工程等需要，伪满政权建立了所谓“战时劳务新体制”，在《劳动统制法》中规定“‘民生部大臣为完成公共事业，或国策事业中重要者，有紧急必要时，得依其所定使人民从事其指定之劳动’。对于违反上述者，要处以徒刑、罚金或拘留，从而保证劳务新体制的实行” 。“据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笔供，每年动员的劳工数中，强制供出的劳工，1942年35万人，1943年50万人，1944年60万人，1945年60万人，强制供出劳动力成为伪满后期劳动力来
源的主要手段” 。高强度的劳动、恶劣的生活条件，又没有必要的医疗保障，劳工中因病、累而死的数量极其巨大。此外，强行征兵，把大量青年人变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和镇压人民反抗的炮灰、采取活体细菌实验的方法虐杀中国人、涉密军事工程完工后集体屠杀劳动者等等，把白山黑水间变成了人间地狱，人民连最基本的生命权都无法得到保障。
参与编写《满洲国史》的日本人中，绝大多数是这段东北人民苦难历史的制造者、亲历者，他们掌握着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如果能够正视历史、反省殖民罪行，原本可以写出一本深刻批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活动、为后世敲响和平警钟的著作。但是，很遗憾，这些人不但没有改过自新，还把右翼思想以史学的方式“传承”了下来，成为今天日本右翼势力的武器和“精神食粮”。但是，历史不容歪曲，正道不能儿戏，在铁的事实面前，任何狡辩、抵赖都是可笑和遭人唾弃的。日本右翼势力不吸取当年的历史教训，一心通过篡改历史、恢复军备来重温昔日帝国的迷梦，早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再次被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类所抛弃，到头来受到历史的无情嘲弄和最终审判。
（作者单位：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