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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廉洁政治

2021-08-30

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重视廉政建设。他在治党治军治国的长期实践中,始终把廉洁政治建设视为政权存亡的大事,并在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廉政思想,这一思想对今天的廉洁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毛泽东廉洁政治实践的历史特点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袖,其廉洁政治实践具有诸多的历史特点。

始终如一的连贯性  毛泽东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奋斗崛起的革命领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是中国近代以来统治阶级政治最黑暗的时期,满清王朝、南北军阀、四大家族的腐败政治接踵而至,民族危亡、民生涂炭,令毛泽东深恶痛绝。他在青年时代就坚定地认为:“中国不仅必须发展现代工业,而且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廉洁’的政府机构。” 在国民革命时期,他热情赞扬湖南农民运动“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 毛泽东在长期实践中,高度重视廉洁政治建设,常抓不懈。即使到晚年,他也在思索“反修防修”的课题。他的廉洁政治思索,不是偶发的,间断的,而是终身思索,一以贯之。

涵盖各方的全面性  毛泽东在治党治军治国的长期实践中,把廉洁政治建设贯彻在各个方面,既是党的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以及其他方面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初,他“在湖南桂东县沙田正式向红军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后来发展成八项注意),规范红军指战员和党政干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诞生后,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并亲自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强调“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  党风是廉洁政治的风向标,毛泽东在谈到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性时说:“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影响全民族”。 

体现宗旨的自觉性  毛泽东倡导廉洁政治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自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根本性质的自觉,是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的自觉。他把廉洁政治的要求明文写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中,体现了人民政权的性质,显示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第一次把三大作风称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个“显著标志”。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正式宣布把“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项基本政策之一。共产党和根据地民主政府应自觉厉行廉洁政治“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防微杜渐的前瞻性  每当历史的转折关头,毛泽东都统观全局,放眼未来,警示全党,廉洁自律。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党内部分人发生腐化,军队中出现少数人“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 、个别抗日根据地出现贪污浪费等现象,毛泽东高瞻远瞩,防微杜渐,一方面在党员领导干部中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实事求是、力戒骄傲浮夸的作风,另一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抑制党内腐败现象。他以陕甘宁边区为典型,规定边区政府“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为了迎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响了警钟,要求大家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防止一部分意志薄弱者“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艰辛开拓的探索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毛泽东强调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廉洁的政府。他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毛泽东领导全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厉行廉洁政治成功地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是1951年底发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简称“三反”);另一个是1953年初发动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通称“新三反”)。不仅洗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而且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教育了广大群众,党和政府机关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一派清正廉洁的新风。毛泽东把脱离群众看成是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反复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使我们的决策符合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毋庸讳言,毛泽东廉洁政治建设的实践,留给后人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他运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或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来解决廉洁政治建设的问题,导致了错误和失误,但这种错误和失误是探索性的失误。

二、毛泽东廉洁政治建设的基本举措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内容丰富、探索开拓、独具特色的廉政举措。

教育当先强化防范  毛泽东认为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是防腐养廉的根本保证。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提出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苏维埃政权诞生之后,他在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反腐倡廉斗争中就提出“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毛泽东坚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防患于未然是清除腐败现象、搞好廉政建设的良策。

理想信念宗旨教育,是毛泽东对党员干部思想教育永恒的主题。他提倡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勇于克服各种私心杂念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正确地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他要求“每一个中国共产党都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 “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建国后,毛泽东又发出学习雷锋、焦裕禄的号召,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和学习,他们的事迹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警钟长鸣强化借鉴  历史知识渊博的毛泽东,深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的道理,非常重视总结历代王朝兴亡嬗替的经验教训。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他纵观中国历史发现,凡是能够坚持吏治清廉的朝代,就呈现出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盛世”;凡为政腐败,其官吏就贪赃枉法,以至政权动荡,民生凋零,最终成为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一个内在原因。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他更是扼腕长叹,并把郭沬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当作延安整风文件看待,” 希望同志们引以为戒。因此,当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到来之际,毛泽东告别西柏坡村前往北平时感慨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一定考个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进城以后,他也不忘以史为镜,提倡“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率先垂范强化自律  毛泽东特别重视执政党的示范作用对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他在延安时期就认为: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否则“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军队,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建国前他还说过,党的领导若不带好头,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廉洁自律,毛泽东堪称典范。1937年毛泽东在给表兄文运昌的信中说:“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为了减轻民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陕北和敌后根据地发动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使党和军队通过自己动手达到了丰衣足食。建国后,身居高位的毛泽东始终以共产党的普通一员,共和国公民的一分子严格要求自己。他拒绝为自己的家乡修路、为自己在天安门前修铜像,对未征得他同意而为他修游泳池一事很不满意,专门给有关领导同志写信:为补救计,建造费5亿由我的稿费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五六十年代,他只有两套比较好的衣服:一套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礼服;一套是访问苏联时的礼服。” 从1953年到1962年,他几乎未做过新衣服,经常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他说:“有条件了,吃得好点,穿得好点,我不反对,可我是一国之主,如果全国人民都能吃得好、穿得好,我心里才高兴。” 重庆谈判时郭沬若送的一块手表,他从1945年一直用到1976年逝世。

对自己的子女从小严格要求。他虽有怜子之柔情,爱子之慈心,但从不允许他们搞特殊化。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毫不犹豫的送爱子毛岸英赴朝作战,结果献身异国疆场。

对待亲朋故旧的要求,毛泽东都是按照党的原则秉公处理。他的舅家,生活有困难要求救济。1950年5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湖南省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只能以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

毛泽东坚持任人唯贤,从不任人唯亲。李淑一是杨开慧的亲密战友,以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他考虑到文史馆资格颇严,没有推荐,而是拿出自己的稿费帮助李淑一。

民主建政强化监督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与监督是解决腐败的法宝。仅靠思想教育、自律制度来克服利己之心、破除利禄之念是不够的,还必须走民主治腐的路子。对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毛泽东认为其失败的原因是 “名为共和,实则专制”“群众心里”“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他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指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高度的密切” ,把吸收群众参加政权管理作为改善政府工作的重要环节。苏维埃政府规定:“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 毛泽东把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称作是“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 ,要求把“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 。所以,当1945年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向毛泽东提出了中共如何跳出历代“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 的周期率时,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如何从工作上和制度上使“人人起来负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是建国后毛泽东着力解决和不断探讨的问题。经过艰辛的探索,在我国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毛泽东及时提出基层普选和召开全国人民体表大会,并亲自主持制定了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把人民群众对人民政府的民主监督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党内监督是毛泽东历来非常重视的一种基本监督形式。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党员和干部积极性的发挥,不仅表现在“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还具体表现在“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 指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 在实施党内监督方面,毛泽东除了强调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的纪检监察机构之外,在延安时期还创造了整风运动这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为了搞好民主监督,毛泽东主张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结合起来。1941年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敞开胸怀对大家说:“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建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新形式通过立法固定下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种方法”,是人民监督的一种形式,指示有关部门“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为使监督更广泛, 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

建章立制强化惩腐  毛泽东一生领导、主持和亲自制定的法律法规有数百件,其中不少著名的法规,就是专为反腐倡廉而制定的。 经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建国后“三反”斗争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要制定惩治贪污和惩治浪费的条例,作为处理这类案件的法律依据。其后不久,政务院颁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等法令。后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全面系统地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名及量刑标准等,将“三反”斗争纳入到法制轨道,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同时为加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中央还颁布了一系列的党员须知和党员生活准则。此外,对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与新闻舆论监督也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毛泽东对腐败分子按章法办,决不心慈手软。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第五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学员刘莤逼婚未遂,开枪将刘莤打死。毛泽东没有因为黄克功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共产党员而手软,亲自写信给陕甘宁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说:“他犯了不可赦免的大罪。” 他明确提出:“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 在公审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时,毛泽东不顾某些高级干部的说情,断然处以极刑,并通报全党全国。

在注重制度建设的同时,毛泽东还从机制上制约权力滥用,防止腐败。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了审计制度,审查稽核各级决算和财政收支,加强监督管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廉政建设。建国后,毛泽东提议在党内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政府设立行政监察机构。从50年代到毛泽东逝世,清正廉洁成为大多数人自觉自愿行动。良好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我国抵御三年自然灾害、前苏联逼债、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围剿,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毛泽东廉洁政治思想的现实启示

201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为防止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毛泽东廉洁政治的思想,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廉政建设必须思想领先  行动始于思想,很多党员干部走上违纪违法道路,都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的。列宁曾经说过:“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1936年毛泽东在给叶剑英、刘鼎的信中说:“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 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中,总是紧紧围绕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坚持不懈地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党的理想和信念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以及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教育,全面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党的战斗力和拒腐防变的能力。我们要继承毛泽东反腐倡廉的优良传统,把廉洁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好,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兴国之魂,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法制教育和党员领导干部从政道德教育,把握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作风建设的总开头,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防线。

廉政建设必须持之以恒  毛泽东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 这句话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但是他揭示的廉政建设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却是客观事实。从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出现过程度不同的腐败现象,从谢步升到黄克功,再到解放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王仲,到陈希同、陈良宇、簿熙来等,这些情况说明,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它的解决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不能幻想通过几次“彻底”行动就会把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扫除干净利落,在取得一些成效后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坚持不懈,警钟长鸣,妥善应对腐败过程中发生的新情况,有效解决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新问题,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持久的毅力、更坚定的恒心,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廉政建设必须监督到位 监督是建设廉洁政治的重要机制和手段。毛泽东曾说:“人是贱骨头,要互相监督,监督的紧就谨慎,监督的越紧觉悟程度也越高。” 共产党员应“受中央与地方党的严厉监督。”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党员干部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就必须接受监督。当前一些权力集中部门和岗位腐败案件易发,党政“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比例仍然偏高,主要是由于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要按照毛泽东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思考轨迹继续前行,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一个严密、透明、职责明确的制度笼子里。要制定一部权威的国家反腐败法律,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制度体系;要建立一套包括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都完善的监督体系;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考核,加大对违反责任制行为的追究力度。从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给权力涂上防腐剂,让监督的阳光照亮权力运行的每一个角落,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和谐局面。

廉政建设必须言出法随  制度上健全是基础,执行上落实才是关键。延安时期毛泽东到中央医院看望伤病员,曾把中央特批给自己的每天半斤牛奶让给了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肖玉壁喝。后来肖玉壁任甘泉县张家畔税务局局长期间,因贪污公款3050元被判处死刑,毛泽东并没有因其屡有战功而护短,并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为此《解放日报》配发评论文章,指出:“我们一定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拨掉它!” 从严惩治消极腐败现象,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也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基础性工作。1951年毛泽东在《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一文中指出:“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要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既要坚决查处大案要案,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以大案要案带动整个查办案件工作的全面展开; 又要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严肃查处损害群众经济权益、政治权益、人身权益的案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学习毛泽东,凡是腐败案件,不管波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

毛泽东廉洁政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宝贵财富,其成功经验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实效性。

(作者单位: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