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抗联发展历程看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
[摘要] 东北抗联历史是中共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成功经验的总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通过回顾东北抗联的历史，可以从中深刻感受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胸怀天下、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等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成功经验的宝贵价值，对于新时代党员干部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百年奋斗 东北抗联 成功经验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伟实践中，取得了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并积累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胸怀天下、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等宝贵历史经验。回顾东北抗日联军的14年铁血历程，从中可以深刻体会到，对这些经验的生动运用，是党的队伍和党的事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最终取得辉煌胜利的力量源泉。
坚持人民至上，是东北党组织领导人民创建抗日武装的内在动力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寇大举进攻，蒋介石却公开宣称：“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1]。这种本质上卖国的所谓不抵抗政策，直接导致了东北地区在短时间内全部沦陷，三千万民众成为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亡国奴，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力量正在南方数省进行土地革命，身处国民党反动军队绝对优势兵力的“围剿”之中。山海关以北，党的力量还十分弱小，东北四省（包括热河省在内）党员、团员的总数只有2000人左右。但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己任，从全国各地选派优秀党员干部奔赴东北，在无人、无钱、无枪的情况下，白手起家拉起抗日队伍，与强大的侵略者苦斗14载。1931年底，东北抗联创始人、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罗登贤，在满洲省委高级干部会议上讲到：“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敌人在那儿蹂躏我们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那儿和人民一起抗争。党内不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要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谁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员。”[2]罗登贤这掷地有声的一席话，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条件下建立抗日武装的根本原因，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一切为了人民这一人民情怀作出了生动的注解。
坚持党的领导，是东北抗联发展壮大并在困境中坚守的根本保障
从广义上讲，东北抗联十四年的历史可以分为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等发展阶段。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抗日军队，党的方针政策引领着东北抗联的全部发展历程。1931年9月23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五天，满洲省委在《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中，提出了动员东北军士兵与革命群众，抵制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到农村与农民斗争相结合，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侵略者的号召[3]。随后，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在各地得以创建。此后，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乃至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建立，无不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实现的。东北抗联同党领导的其他人民军队一样，实行“党指挥枪”的原则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注重对广大指战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保证了党对抗联的领导。1937年冬以后，由于斗争形势日益严峻，东北抗联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完全中断。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北抗联各部以派出联络员、开展西征等方式，力图同党中央恢复联系。同时，想办法从各种渠道获得党中央的文件或党报党刊，自觉地以中央的方针政策为行动遵循。在苏联整训的三年多时间里，面对苏联政府和苏军一些领导干部取消中共党组织对抗联领导的错误主张，抗联领导者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不仅体现了东北抗联忠诚于理想信念、忠诚于党的政治品格，更是这支队伍在困难局面中，能够做到队伍不散、红旗不倒的根本保障所在。
坚持统一战线，是东北抗联团结各方面形成抗日合力的重要法宝
1933年初，根据东北地区完全被日本占领的客观实际，中共中央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明确提出：实现自己在满洲的战斗任务，我们党“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并且要靠着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4]不久，指示信的内容传到满洲省委，东北各地党组织迅速改变以往的土地革命政策，将建立红军游击队、苏维埃政权，改变为建立人民革命军和抗日人民政府。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对义勇军、山林队[5]、农民自卫武装以至伪军等开展统战工作，极大地凝聚起东北地区各种抗日力量，使东北抗联取得了东北抗战的领导地位。1934年2月，在临江县三岔子的城墙砬子附近，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召集16支抗日军首领举行会议，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并选举杨靖宇担任总指挥。参加总指挥部的抗日义勇军统编为8个支队，总人数超过了4000人。这一总指挥部的建立，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名称。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实施，民众救国军谢文东部、吉林自卫军李华堂部、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汪雅臣部、东北山林义勇军祁致中部陆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八至十一军，在很大程度上壮大了东北抗联的阵容和力量。
坚持敢于斗争，是东北抗联在敌强我弱之下争取胜利的精神力量
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在东北的驻军数量从九一八事变后的1万余人逐步增加到战败前夕的75万人[6]，远远超过东北抗联的部队规模，且日军武器先进、物资充足，而我军则被分隔在不同的游击区域中，难以形成合力，双方实力上的差距十分明显。为了消灭东北抗联，日伪政权采取所谓“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办法。“治标”，即军事“讨伐”，日伪军通过长追、突袭以及“梳篦式”、“踩踏式”、“狗蝇子”等战术，对东北抗联的活动区域实行轮番“扫荡”。“治本”，即通过建立“集团部落”、实行保甲连坐、开展“大检举”、修筑警备道路、进行经济封锁以及收买策反等手段，切断东北抗联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东北抗联不畏牺牲、前仆后继，充分发扬敢于斗争的精神，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群体，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二的意志是不会动摇的。”带着这份决绝，1940年2月杨靖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5岁。他牺牲后，日军解剖了他的遗体，发现胃里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东北抗联牺牲的指战员中，师级以上100余人，军级以上30余人。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向死而生、斗争到底的精神，东北抗联从初创时的弱小武装发展到鼎盛时期3万余人的阵容，创建了遍及70余县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取得了无数次大小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
坚持胸怀天下，是东北抗联配合国内外其他抗日战场的真实写照
东北抗联在孤悬敌后、独立坚持抗战6年后，当全民族抗战正式爆发之际，自觉以全国抗战大局为出发点，准确定位自身的地位和作用，不计较局部得失，积极主动地出击，牵制了日本关东军的大批兵力，对关内抗日主战场发挥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对此，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评价道：“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全国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7]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东北抗联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39年5月，日本蓄意挑衅苏联的诺门罕事件爆发后，抗联第三路军在北满省委“响应外蒙古人民反日自卫战争，牵制敌人，以扩大反日游击战争”[8]的号召下，在黑嫩平原广泛出击。同时，抗联第一路军也在长白山区主动出击。抗联各部在诺门罕战争期间对日军后方的大规模袭击，给苏蒙军队以有力地配合，是抗联国际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
坚持自我革命，是东北抗联保持领导力凝聚力战斗力的正确选择
东北抗联在创建之初，就十分注重纪律法规的制定工作。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中，《反日游击队纪律暂行条例草案》《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则》《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详细草案》等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由杨靖宇领导创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在正式成立之日就颁布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则》。《规则》的20条细则中，属于惩处条款性质的达到18条之多，其中规定对临阵偷逃、拖枪逃跑、强奸妇女、实施反革命阴谋等多种行为处以极刑[9]，可谓十分严厉。东北抗联突出强调党员干部以身作则，杨靖宇视“党的纪律为第一位”，始终带头严格遵守军规军纪。1935年腊月的一天，杨靖宇因为洗脸时自己的配枪离了身，违反了他立下的“枪不离身”的纪律要求，为此自罚站岗一个多小时。在执行纪律方面，东北抗联十分严格。1938年，在敌人“大讨伐”面前，抗联第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产生了悲观情绪，散布所谓“假投降”理论，公然向第五军军长柴世荣提出，搞所谓“暂时假投降”。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得知后，立刻写信对其所谓“暂时假投降”谬论予以严厉批评。但是，关书范一意孤行，继续与日本人进行接洽。无奈，周保中下令逮捕了关书范，这位曾经屡立战功的高级干部，最终经临时军事审判庭的审判，被就地执行枪决。这一事件，向人们展示了抗联铁的纪律。“打铁必须自身硬”，这也是东北抗联能够保持强大领导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总结，是共产党人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前进路上必须始终坚持的重要法宝。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和总结这段历史，能够更清晰地感受革命者创业之艰难与辉煌，感知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体会党百年奋斗成功经验的分量与价值。我们这一代人有幸成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见证者和建设者，在崭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应该深刻汲取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智慧，始终高扬起理想信念的旗帜，以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向时代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单位作者：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1] 《蒋介石致张学良电令》（1932年9月），吉林省档案馆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档案史料丛编·九一八事变》，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2] 冯仲云：《东北抗联的创造者罗登贤同志》，《解放日报》1946年9月21日。
[3] 《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1931年9月23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71—74页。
[4]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1933年1月26日），《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8页。
[5] 对抗日绿林武装的称谓。
[6] 李惠、李昌华、岳思平编：《侵华日军序列沿革》，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页。
[7]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页。
[8] 《中共北满省委告北满全党同志书——关于反日新形势下党的任务与策略》（1939年8月1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5第64—65页。
[9] 《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则》（1933年9月18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4第27—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