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三十年“解放思想”的成就、本质、基本经验与未来走向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综合国力、国民生活和国际地位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和进步，取得这些成就和进步的最根本原因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根本原因则是由于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解放思想的程度和力度，决定、制约改革开放的程度和力度，改革开放的程度和力度又决定、制约经济建设等各方面成就的大小。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来的历史进程来看，经济建设取得成就，反过来又促进思想进一步解放，从这一历史史实出发，人们可以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但是，从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前，国内形势和人们对改革前途的迷茫、动摇来看，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没有解放思想，便没有30年的一切。本文试就30年来，解放思想的成就、特点、发展轨迹、本质、本质特征、基本经验和未来走向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解放思想的四个阶段、四大理论成果和四位代表人物

三十年解放思想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相应地产生四大理论成果和四位代表人物。

解放思想的第一阶段是1978年5月至1981年6月，即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理论成果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代表人物是邓小平和胡耀邦。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认为，“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标志，但不是30年解放思想开始的标志，解放思想开始的标志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三十年解放思想的起点， “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 ，本质上是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解放思想。“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实践上开始了解放思想的历程，但是，“解放思想”作为概念，却是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的，邓小平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解放思想”吹响了进军的号角。

这次大讨论是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发起的，得到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全力支持，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的第一轮解放思想的引导下，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恢复毛泽东本人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从政治、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拨乱反正，全面纠正“文革”期间的极左错误，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针，把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建设的模式和目标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时开始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道路。诚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全党“聚精会神，紧张工作，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方面，有步骤地提出和执行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从根本上扭转了‘左倾’错误方向，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 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同时又指出了他的晚年错误，同时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未来国家政策的走向做出了开放的、解放思想式的规定和预测，即“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由于十一届六中全会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同时，又充满政治智慧地指出了他的晚年错误，从而为第一阶段的解放思想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解放思想的第二阶段是1982年9月至1997年10月，理论成果是形成“邓小平理论”，代表人物是邓小平。

邓小平理论起步于解放思想的第一阶段。党的十五大认为，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但是，邓小平理论作为全新名词和概念，是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宣布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首次提出的，此后，关于这一理论的名称几经变化。党的十三大首次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进一步提升时，明确冠以“邓小平同志”名字，称之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五大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称为“邓小平理论”，十六大删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词组中的“建设”和“有”几个字，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过十年的丰富和提高，1992年1月，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论，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 突破了姓“资”姓“社”的思想、理论束缚，邓小平理论最后定型。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

邓小平理论主要解决了“文革”结束后，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新的技术革命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在当代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理论本质上是对传统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的第三阶段是2000年2月至2002年9月，理论成果是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人物是江泽民。

2000年2月至5月，江泽民在视察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地党建工作，总结“三讲”教育活动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至2002年9月，党的十六大把这一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七大，把这一重要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显著的特征是鼓励“创新”，特别强调理论创新的“龙头”作用。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它创新。” “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如果说邓小平理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鼓励创新、允许试、允许闯，内在品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话，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明确把与时俱进，作为理论的重要内容来阐述，从而实现了理论的自我超越。“与时俱进”是其内在品质，本质上是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突破了姓“公”姓“私”、“阶级、主义”等理论、观念的困扰，为全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 表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博大胸怀。

解放思想的第四阶段是2003年10月至2007年10月，理论成果是确立“科学发展观”，代表人物是胡锦涛。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至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003年7月28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已提出科学发展观中的主要思想，即“进一步加强经济社会协调的发展”，“进一步加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切实提高全党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和总揽全局这五个方面的能力”。 2003年10月14日，胡锦涛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治国理念。“科学发展观”主张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彻底放弃了“阶级”、“阶级斗争”观念，吸收当代世界最先进的发展理念，从而把“解放思想”提高到一个新境界，一个同世界最新发展模式全面接轨的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当代世界最新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怎样发展，实现怎样的发展的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本质上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最先进治国理念的精华于一体，实现了理论的和谐。

四大理论成果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真理标准大讨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是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恢复，属于毛泽东思想体系。表现在治国方略上，是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不搞洋跃进；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在“文革”前的好传统、好作风和好作法。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强调：“我们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或者说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我们基本上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和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恢复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名誉和传统”。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表现在治国方略上，是逐步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和前进，吸收当今世界一切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治国理念；坚持党的领导，党内民主制度化，实行领导人任期制、退休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社会、和谐社会；在国际问题上由确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前进到建立“和谐世界”。

两大理论体系在本质上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体系，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等基本原则的框架内，在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失误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政策的失误，说明毛泽东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之路遭遇重大挫折，中国必须另谋新的特色发展道路。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向西方世界打开国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思想文化传入我国，人们的眼界大开，随后是脑筋转变，思想更新。中国开始跳出传统社会主义的框架和发展模式，逐步、全面引进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发展模式与治国理念，走上了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二、解放思想的特点

由于以邓小平理论为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跳出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模式，转向新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体系，所以，改革开放的各种成果，总是被坚持传统社会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们质疑为姓“资”还是姓“社”，姓“公”还是姓“私”，并由此而引发各种争论和思想混乱，而更大的“破坏力量”是在长时间“左”的思想环境下，形成的带有“左”的色彩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邓小平称之为“习惯势力”。在继续推进改革和回答各种质疑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发展、丰富和前进，这种发展、丰富和前进，推动了中国的前进和发展，也决定三十年来解放思想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领袖人物推动，自上而下展开

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展、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到“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我们都会看到党中央领袖级人物的身影。领袖人物提出后，再向下贯彻，最后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三大理论成果，这一特点和规律是显而易见的。八九年动乱之后，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浪中，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向计划经济回归的严峻关头，这时，是邓小平力挽狂澜，发表南巡讲话，使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前进，这更说明了解放思想过程中，领袖人物的作用。“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特点和规律则不太明显。其实，“真理标准大讨论”从发起到最后获得肯定，也能证明具有这一特点和规律。“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的倡导、部署和支持下发起的，在受到责难时，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全力支持，从而获得“合法”地位的。从《光明日报》发表，《人民日报》转载，全国各省市普遍参加大讨论，到最后《红旗》杂志的介入，最终形成全国规模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后来，胡耀邦当选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二）从解决具体问题开始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拥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四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及其成果的产生，也验了这句名言。四次解放思想都是从解决党和国家的具体问题开始，从不经意间，掀起巨大的政治、历史波澜，为全党全国人民接受，然后上升到理论，最后，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源头是为了在中共中央党校学员中，总结党内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随着讨论的深入，涉及到对“文革”及其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如何评价的问题，从而动摇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理论的产生的“实践源头”是以支持安徽省凤阳地区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而开始的，农村改革成功后，又开始城市的工业、商业和其它各方面的改革。由此出发，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形成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全党开展“三讲”教育的过程中提出、完善、丰富和定型的，旨在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进行理论思考。科学发展观则是在领导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受到启示，并进一步着眼于治国方针的科学化。胡锦涛总结指出：“这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三）政治思维多于哲学思维

马克思在对自然界、人类历史和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进行哲学考察、论证后，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经过哲学思考和理论的论证，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继承了这一传统，从哲学的角度和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于是，只有经过哲学思辨的思想和观点才能称得上理论，成为人们判断是否是理论的“不成文”标准。但是，解放思想的四大理论成果则不同于上述三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除真理标准大讨论有较多的哲学论证外，其他三种解放思想的成果，则是政治思维多于哲学思维，政治判断多于哲学思辨。邓小平理论以谈话记录为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以领导人讲话的形式出现。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四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虽然没有更多的哲学思辨，但却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并把这种哲学内涵用政治语言表达出来，具有更高的思想理论价值。

（四）理论为实践服务

从井冈山时期起，毛泽东就倡导反对本本主义，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来处理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反对本本主义、实事求是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的表现就是理论为实践服务，而不是实践为理论服务。但是，在“文革”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完全是实践为理论服务，其实质是实践为领袖的个人权威服务。其集大成者是在领袖逝世后，还奉行“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和治国方针。

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走上的正轨，即一切方针政策的好坏，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理论从实践中来，反过来为实践服务。邓小平理论是这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更是这样。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报告，多次提到创新、与时俱进，提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 理论为实践服务由不自觉，转向自觉。

（五）解放思想不等同于党内思想建设

延安整风时期，在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的过程中，是以党的思想建设的面貌出现的；但是，三十年的解放思想，则没有或较少这样的场景。思想建设是以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来统一全党的思想；而三十年的解放思想是在党的指导思想之外的理论探索，是治国方针和治国理念的更新。于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治国方针和治国理念的不断更新，另一方面是党的指导思想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才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本文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条：一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就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宣布党的指导思想不可更改；二是因为第一次解放思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目的，是恢复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这在无形中是宣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不能动摇，不能代替。邓小平曾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并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不允许怠工。” 三是因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干的邓小平理论，是逐步形成的，理论成果主要是作为实践成果逐步为全国各阶层民众接受的。自然，短时间内，很难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在党的思想建设的视野内。从党的十五大开始，解放思想同党的思想建设才完全同步，这恰恰说明，“解放思想”已从“思潮”、“方案”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取得胜利的标志。

三、解放思想的发展轨迹、本质、本质特征、基本经验与未来走向

（一）发展轨迹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解放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深刻的变化，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三十年来，解放思想走的是一条先“回归”后“转向”的发展轨迹。

回归轨迹主要发生在解放思想的第一阶段。“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是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解放思想，向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民主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回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说：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二是对“大跃进”、“抓革命促生产”、“洋跃进”等“左”的经济政策解放思想，向有计划按比例的计划经济政策回归。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培养训练专门家和劳动后备军，也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周密计划。” 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是对“文革”期间打倒帝、修、反的国际政策解放思想，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回归。

回归的过程预示着转向的征兆。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在经济建设领域，我国已经对西方打开国门。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西方的经济模式是迟早的事。

在对西方开放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的第二阶段至第四阶段，开始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解放思想，向当代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和治国理念转向，这一过程是渐进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经过1989年政治风波，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随后，党的十四大确立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成了向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向。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这一转向步步深入，不断发展。

（二）解放思想的本质

解放思想的本质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运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智慧，总结中共执政的经验教训，首先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思想，然后，逐步放弃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建设的具体制度、方针、政策，转而实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围绕这一中心，开始逐步接受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当代西方各国政治、文化、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先进理念、发展模式和科学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加以创新。其丰硕的成果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制度。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当代资本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资本主义，不同于二战前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的世界科技革命兴起以后的资本主义，是迎接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并通过自身完善，割除了原始积累时期的一些弊端的资本主义；其经济、政治发展的模式和管理模式，给全人类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和进步，更加人性化，更有利于实现人类正义，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提出，由股份制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在支配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 那么当代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要比当年的托拉斯大得许多，其管理就更加有计划、更加不是私人生产了。所以，接受当代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应再认为是接受资本主义的东西，即不是接受充满私人占有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矛盾的资本主义，而是接受打破这一矛盾的资本主义。不好命名的话，就应该等同于接受先进文明，当然，西方也有不先进的东西，我们不引进、或加以抵制就可以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关于经济建设的目的，发生了从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到现在以人为本，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根本变化；如果再考察1958年“大跃进”为“超英赶美”、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追求，这个变化是不可想象的；与此相适应，发展经济的次要目标发生了由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到为了增加人民的财产性收入的变化。经济体制发生了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变化；由此出发，中国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对外由对抗到和解，再到和谐；对内发生了由阶级、阶层本位到个人本位，由批判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到鼓励实现个人价值；由政治神秘化到政务公开，由人治到法制等方面的变化；中央领导干部由终生制过渡到任期退休制；由退休制引发领导人的治国方针由理论向政纲转变。

由解放思想带来的这一切根本变化，引发我们思考解放思想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三）解放思想的本质特征

在三十年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有顽固坚持“文革”错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有固守传统马克思主义原则，拒绝解放思想，不接受改革开放的人们；有借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否定党的领导，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们；有不断以传统马克思主义原则为标准，不断质疑改革开放一切成果的人们；更有以推翻中共执政地位为目的的国外敌对势力。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充满各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因此，解放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政治斗争。

解放思想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党内政治斗争，即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斗争。邓小平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胡耀邦指出：“打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思想体系同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大博斗。……到了去年五月，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实践第一的观点，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解放思想的第二、第三和第四阶段，主要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全盘西化的斗争，实质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的政治斗争，其中还隐藏着同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八九年政治风波，把这一政治斗争推向顶点。动乱之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道路取得胜利。“动乱”之后，在思想界，仍有姓“资”姓“社”、姓“公”姓“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特色社会主义的争论和交锋。这些争论和交锋表面是思想、学术的争论，其实质是不同政治观点的反映，是思想观念上的政治斗争。

解放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二是政治、思想领域之外，与西方全面接轨，这一特征也是改革开放的本质特征。三十年的解放思想，主要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解放思想，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行开放。由最初进口外国商品、设备，到引进管理方法，再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国内资本市场，制订各种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与之相伴随而来的是民间风俗的西化倾向和人们思想观念由集体（阶级、阶层）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对法制、权力制约的认同、对个人崇拜、权力腐败的恶感和对民主、平等社会的向往。

（四）解放思想的基本经验与未来走向

三十年的解放思想充满了政治斗争和各种风险，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人在开启和领导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表现出卓越的运用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能力，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光彩，积累了丰富经验。解放思想的基本经验归纳起来就是：

第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解放思想的第一阶段，在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前提下，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分开。这样有效地避免了否定中共自身历史、改变党的指导思想造成的政治思想的真空和震荡，为中共继续执政找到了依据，打下了基础。然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第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在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经济体制、管理方法和思想文化。向西方开放，必然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羡慕，进而引起否定祖国历史、文化的思潮，再而引起否定中共领导的图谋。所以从改革开放启步阶段的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又多次明确表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全盘西化。经过八九年政治风波和苏东巨变，中国仍保持稳定和发展，充分证明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远见卓识、政治智慧和执政经验。

第三，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阶段性成果相配合，才能稳步前进。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阶层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迸发出来，创造出许多增加财富的方法和地区发展模式，党中央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他们的实践活动上升为理论和政策，在全国推广，然后再形成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主流社会思想保守的现实。由于长期接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生活在“左”的氛围中，人们的思维形成定式，很难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做法，领导人要提出新思想，必须考虑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因为我国政治体制是党的一员化领导，党章和宪法是高度一致的，不但不允许下级干部有新思想和新观念，同时也限制了领袖级人物提出新思想、新观念，领导人要提出新思想，必须找到适当时机。如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写进宪法的，谁要加以改变，就冒“违宪”的风险。1994年夏天，当万里回忆起在安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还说：“安徽的农村改革是在顶着巨大的压力，冒着政治风险，挣脱着沉重的精神枷锁的情况下进行的，步履十分艰难！” 所以，只有当最下层的民众在实践中有新的作法并取得成效的时候，最上层领导才有机会加以总结，并加上早已成熟的思想加以贯彻。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加以总结，并推向全国的。以此为突破口，党中央又开始城市的改革。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说：“市场经济不能只说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85年，邓小平进一步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1987年，邓小平又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邓小平这三次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的论述，一次比一次思想解放，一次比一次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一次比一次接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发表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尽管人们仍感到振聋发聩。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解放思想只有与改革开放的阶段性成果相配合，才能稳步前进。

第四，用政治民主来保障解放思想，用政治权威促进解放思想。三十年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扩大党内民主的过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一言堂”，实行党内民主，成为组织建设的主要内容。邓小平提倡思想问题靠说服，不靠压服。鼓励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用制度建设来保证和扩大政治民主，用政治民主来保障解放思想。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并不等于不要权威，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必须动用个人的政治权威来促进解放思想。如1992年的南巡讲话就是这样。历史已经证明，由领袖人物的政治权威促进解放思想向纵深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是与个人专断无关的。

三十年的解放思想，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未来的解放思想的对象是什么？中国还需要向什么领域解放思想？本文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上，将由不论姓“社”姓“资”，前进到不分姓“社”姓“资”，由不论姓“公”姓“私”，前进到不分姓“公”姓“私”，就是说要在概念上彻底打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区别与对立。

国家政权作为管理国家事务、为国民服务的机关，将不再直接经营或较少经营经济实体，国家是否掌握大企业、大公司，将不再作为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标志。

将给剥削重新下定义。原先的概念是，雇工就是剥削，出卖劳动力就是受剥削，以后，出卖劳动力将作为等价交换来认识。劳动力的价值，将由劳动力的技术含量、供求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和人道主义水平来决定。

将取消阶级的概念，而代之以群体和阶层；而国家的职责之一就是把国民由低知识、低收入阶层变成高知识、高收入阶层。

中国将变成消除阶层差异、以平等宪法为准绳的平等国家。

中国共产党将更多地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出现，由阶级政党向民族政党过渡。

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将更多地为新一届领导人的治国理念与政治纲领代替。

总之，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进步没有止境，解放思想就没有止境。随着政治民主、政务公开的扩大，政治斗争、全盘西化将不再是中国未来解放思想的本质特征，解放思想的总方向和总目标将是谋求不分种族和阶层，让每个中国人过上平等、富裕、自由的新生活。

（作者单位：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