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重要思想之现实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以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和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国际国内条件为发韧，就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重要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基于这一重要思想的深入研究发现,邓小平始终是将解决台湾问题放置于处理中美关系的国际大背景中着眼的。系统研究新时期邓小平关于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重要思想,对于深刻理解邓小平祖国统一思想和“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并以此为方法论指导,在实践层面正确认识与处理当前的重大国际国内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关于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重要思想的形成背景

邓小平曾于1974年年底接替周恩来主持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自1977年第三次复出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也是“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创建者。作为政治伟人邓小平对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深层认识主要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客观把握。

（一）邓小平在“文革”后期主持党和政府日常工作期间果断反对美国对台湾的“倒联络处”方案。1974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过程中，基辛格向中方提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台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一股亲台势力；因此，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立“联络处”；美国将在1977年全部撤完驻台美军，但因没有找到妥善解决《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对此邓小平态度坚决地指出，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 ，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1977年8月，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万斯时明确表示，中方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如果要解决，干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其间可初见邓小平关于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重要思想的端倪。

（二）邓小平在“一国两制”构想初创阶段敏锐注意到台湾和平统一问题与中美关系的关联性。台湾问题本来是国共两党历史遗留问题。长期以来,美国采取孤立和遏制中国,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政策,成为国共两党在台湾海峡武力对峙的主要国际因素。正是由于美国政府长期干涉中国内政,使台湾这一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成为带有重要国际因素的复杂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为中美关系的“晴雨表”。1978年10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文艺家江藤淳时最早涉谈“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1979年1月30日，正在美国访问的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正告美国“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

（三）邓小平在推进和平统一台湾过程中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政府奉行所谓“双轨政策”：一方面，中美之间在“三个公报”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在单方面的《与台湾关系法》基础上,保持同台湾的密切联系，在其传统地缘战略思维中仍将台湾作为防御链条的重要一环，企图“以台制华”。1979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修正案,提升美台关系,扩大美台官方接触层次。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美国所起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美国对台军售强化了台湾的军事实力,美国的军事装备正在改变两岸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平衡；为台湾当局拓展务实外交，搞所谓“双重承认”提供可乘之机，让台湾当局觉得美国是其赖以谋求实现“事实上两个中国”的靠山,使两岸关系和中国统一问题更趋复杂。邓小平在同年4月19日会见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时提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与台湾关系法》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还是要保护台湾”。“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一旦台湾有事，美国还要干预。不管这个法案措辞如何，意思就是如此。对此，中国外交部已表明了严正立场。邓小平最后说，卡特总统表示他在执行法案时要遵守“中美建交协议”，中国正在看美国以后所采取的行动。

（四）邓小平在推行“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霸权主义。上世纪80年代之初，美国国内有人就中美关系发表了许多令人担忧的言论，特别是里根及其竞选班子的外交顾问公然提出要与台湾重建“官方关系”，认为在国际事务中是中国有求于美国，中国在国际上只有地区性的战略作用等，无视中国的独立自主，肆意插手台湾问题。邓小平在分别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美国众议院议长小托马斯•奥尼尔、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等，均谈到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1983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谈话时重申：美国有不少人问，你们为什么批评我们是霸权主义，不要这样讲，太刺耳了。我说，你这个“航空母舰”是什么东西，什么政策，《与台湾关系法》是什么政策？这不是霸权主义是什么？

二、邓小平关于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

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敏锐鉴别力和非凡洞察力，深刻揭示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内在关联性，站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立场，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统一，以宏观的掌控力，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及处理祖国统一问题的若干重要原则，其中关于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重要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占据重要的地位。

（一）提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

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指出：“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以邓小平的观点,美国政府对于台湾问题,即中国的海峡两岸统一问题的态度,直接决定着中美关系的好坏。针对美国所谓“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即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的议论,邓小平强调,虽然“美国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台湾和我们统一,但不占主导的地位。”他一针见血地揭露道,“美国历来是介入的”，“美国的当权人士从未放弃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可以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 首先,邓小平认为,由于从上世纪50年代起,美国的麦克阿瑟、杜勒斯等“就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使得“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其次,邓小平几次谈到,在卡特执政的后期,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每年卖那么多军火给台湾”，“干涉中国的内政”，从而“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在从历史到现实的深入分析中，邓小平定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

为此,邓小平站在台湾问题解决了,中国同美国之间就可能“解开疙瘩”的战略高度,在正视美国因素造成台湾问题的复杂性的同时,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前瞻性地断言美国政治家们对中国统一问题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可做许多事情，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他希望美国政治家“鼓励、劝说”台湾同中国大陆搞“三通”，即“通商、通航、通邮”，因为“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条件”。

（二）断言“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

作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在双方的利益博弈方面,存在一个既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又能保持台湾地区繁荣稳定的所谓“两难”问题。邓小平一语中的地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那么,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呢？到底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他认为“谁也不好吞掉谁”。而且,长期相持下去也是极不现实的,“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的冲突。” 为此,邓小平确定了统一的原则,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有‘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在此前提下,他认为解决台湾问题无非是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他主张,在“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条件下,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台湾,“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区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具体而言,统一后,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同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投资及民间交往不变。台湾“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有高度的自治权,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包括终审权）,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党、政、军等系统”都由自己管理。中央政府不派军队、行政人员驻台,而且在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 邓小平认为，“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这类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

邓小平认为,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总要各方都接受”，而“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情合理的了。”一方面,采取“一国两制”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谁也不吃掉谁,“台湾人民没有损失”。虽然现在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台湾,但这种差距是暂时的。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相信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 。同时,“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说台湾已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邓小平判断，“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也就是说,以“一国两制”方式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台湾人民的利益不但不会受到任何损害,反而会获得来自祖国大陆强有力的支持,使台湾人民真正享有最大的国际活动空间,与祖国人民同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和荣誉。所以,现在台湾是个机会，台湾没有理由拒绝。另一方面,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考虑到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以及美国因素对于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性,从美国在台湾的现实利益出发,务实地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不仅符合中国和台湾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因为,按“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后,作为特别行政区,台湾同美国“可以继续保持现有的关系”，“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故而，“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邓小平坚定不移地深信, 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这个办法是行得通的。

（三）强调台湾问题“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

以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在涉及台湾问题的谈话中,邓小平多次告诫“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因为外国插手台湾问题，“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根据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及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思想,不难看出,这里的“外国”，主要是指美国而言。因为在邓小平看来,美国有一股势力,继承“杜勒斯主义”，把台湾当作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为此,邓小平在将和平统一确定为中国政府的对台方针,并多次着重论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有利于台湾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利于全中国的振兴和富强的同时,始终强调不放弃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表明了同破坏祖国统一的分裂主义分子和外国势力坚决斗争的鲜明立场和坚定信念。邓小平强调,“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道理很简单,要承诺,和平统一就不可能，只能导致最终用武力解决问题。他指出，“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不是不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是为了更顺利地解决台湾问题；不是针对广大台湾同胞,而是针对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推行“台湾独立”图谋。其强大威慑力在于,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管,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邓小平以无产阶级伟大战略家的非凡胆识提示,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

三、邓小平关于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重要思想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启示

关于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重要思想，虽然是上世纪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具体的战略思考和制度设计，但其所蕴含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谋略，已在处理和解决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进程中得以证明，并超越了历史和现实的时空，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与探索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一）对当代中国许多问题都可能发展成中美关系中的爆发性问题需始终持有高度的政治警觉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能代替”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随着苏联的解体成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与处理的重大关系问题。

中国目前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期、改革进入深水区、矛盾呈现多样性，许多问题具有复杂性、敏感性和可变性。美国有一些人，总是抱着冷战思维去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热衷于扮演“世界警察”和“人权卫士”的角色。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民族等若干问题，正是由于美国的深度参与加剧了复杂化，从而易于导致内政问题国际化、历史问题现实化。诸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疆独问题、藏独问题等幕后均有美国背景，都可能发展成中美关系中的爆发性问题。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习邓小平对中美关系与中国内政问题的关联性、互动性、复杂性的敏锐洞察力和宏观掌控力，科学理性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中可能的美国因素。要学习邓小平考虑问题不仅是从中国本身考虑，甚至不仅是从亚洲、太平洋地区来考虑，而是从全球范围着眼，把问题放置于现实与历史、中国与美国、内政与外交、国内与国际等大局之中考虑。要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

（二）处理国内国际的各种关系必须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

邓小平曾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是始终放在第一位的，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 他始终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邓小平关于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处理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必然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与美国、内政与外交、国内与国际等关系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忠实代表。热爱祖国、忠于人民、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最高价值。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涵和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行为准则。1981年邓小平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写的序言中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爱国主义传统已经深深地融入邓小平的意识、性格和行动之中，成为他重要的精神支柱和奋斗旗帜。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习邓小平的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来认识和处理问题。认识和处理国内问题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判断事物的最高标准。认识和处理国际问题也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判断事物的最高标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主题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中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对待中美关系问题以及其他重要国际关系问题，既要看到世界和平、发展和合作的主流，也要看到分歧、矛盾和斗争的暗流，坚持和平共处又要坚持独立自主，以我们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维护世界和平。

（三）处理国内国际的各种关系必须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邓小平关于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处理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处处体现出指导思想上的求实精神，即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兴旺发展起来的。诚如邓小平所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习邓小平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前进中还会遇到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国内国际的矛盾和问题。目前在推进和实施“一国两制”的过程中，台湾和已经恢复行使主权的香港也出现了一些新动态新趋向。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趋向中，中美关系等重要的国际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碰撞。这些都对我们更好地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要更加清醒地认识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的形势和任务，自觉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在深入研究新情况、不断解决新问题的实践中努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作者单位：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